稍年长的中国人都知道，族谱家乘是个好东西。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同姓的中国人相见总爱说一句口头禅：“五百年前是一家”。有依据吗？回答是肯定的。其依据就是流传千秋的族谱家乘，每个中国人和它都有些许关联。

　　石门是千年古县。石门县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并连续至今1420余年。中华民族之优秀传统文化—谱牒之学自然在石门亦有编修与传承。笔者因工作关系,读了一点点石门族谱,有一个发现:石门名人好修谱，尤以近现代名人为甚。如文化名人申悦庐先生，抗日名将郑洞国将军等。他们都在石门族谱修撰上，留下了佳话。

　　邑人申悦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就学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先后在山西国民师范、北平民国大学、北平女师大、石门中学任教任职。申悦庐先生不仅是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谱学大家。其谱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创修申氏族谱序》、《慈利高氏族谱序》中。申悦庐先生不仅曾主编《申氏族谱》，并为《申氏族谱》撰序《创修申氏族谱序—民国二十六年作》，极力倡导民间编修族谱，对族谱的功能给予充分肯定。他认同章学诚的“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之说，认为“家乘谱牒传状志述为一家一人史者，概可纳之族谱之中”，从而把族谱与国史、地方志相提并论。他指出“国史纪民族之演进，方志纪地方之文化，族谱纪家族之繁衍”，国史、地方志、族谱三者的社会意义是相同相通的。他认为族谱对地方文化建设、社会管理是有利的：“吾国谱学，自欧苏两家以后，体例日进，苟参以新式图表，俾臻完美，则于地方文化，国家统计，固大禆益”，如“人口之增减，男女之比率，年寿之修短，智愚贤不肖之相去，一切至繁至琐之事，国家地方竭力考查而不得其实，族谱固无不具之。”

　　民国三十四年(1945)应邀为慈利《高氏族谱》作序。他看重族谱的作用，在其研究中也常利用族谱。他在编写《石门县志•水道志》时就利用了族谱资料，如在“渫水”中就引用了丁华先的《丁氏族谱序注》。民国三十一年(1942)，他在编修《石门县志•氏族志》时，发动石门中学学生各携带其家（族）谱供他作氏族调查与研究。据申悦庐先生的《氏族调查记》所载，斯时，申悦庐先生见到了石门县74个姓氏的103部族谱。

　　石门的将军们也好修谱，黄埔军校三期学生胡宏唐、胡宏章兄弟和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抗日名将郑洞国就是代表。

　　胡宏唐将军，石门县夹山镇新岗村人。1925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身经东征、北伐、西剿等役，屡建鸿勋，自是而尉而校而将。抗战胜利全国复员之际，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乞归，是年四十有七。他在《胡氏续修族谱》编修工作中担任总修之职。 胡宏章先生于1925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曾任团营党代表、军师政治部科长等职。民国十六年（1927）因“国内政见分歧，人疑人馋，遂挂冠故里尽桑梓义务”,致力于乡村教育,曾任县立二高教师、区教委、蒙泉乡长等职。民国三十七年（1948）组织编修《胡氏续修族谱》，任纂编。

　　在《胡氏续修族谱》编修中，胡宏章与郑洞国将军有书信往来，研讨族谱编修。民国三十七年，时任东北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副主席的的郑洞国将军为《胡氏续修族谱》撰写了《送胡宏章先生序》。在《送胡宏章先生序》中，郑洞国将军表达了浓郁的乡情、真诚的友情，对胡宏章修谱之举给予充分肯定：“今宏章同学绍述乃祖之业纂修家谱，为国家民族奠定基本组织不仅肃秩昭穆已矣！慨自五十年间胡氏两修族谱，皆出君家祖孙手笔，欹欤盛哉！”虽想效仿曾国藩编修郑氏族谱，终因自己长年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未果而引为憾事，“余久有意踵曾国藩敬宗收族之义使国内郑氏混为一家，至今不果。兹宏章兄已先我而为之，不禁深有所感，故远寄一序以塞南国友人之怀念云耳！”试想郑洞国将军若稍有闲暇,石门族谱大观园里必现将军手修之《郑氏族谱》了，那将是将军留给家乡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了。

　　参考资料：

　　1、《胡氏续修族谱》

　　2、申悦庐：《行健室文存》

　　3、王浦堂 周训典主编《民国石门县志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