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孟奇（1897.1—1998.4），原名帅可瑾，曾化名帅光，出生于汉寿县东乡陈家湾村。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汉寿县委委员，浦东、沪西区委和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常益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中央农委政治秘书兼总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委委员兼物资局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甄别委员会主任，全国妇联常委，中组部副部长，曾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帅孟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帅孟奇出生书香门第，6岁进私塾馆读书，后就读于乡办小学。 1909年随父到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期间，耳闻目睹了辛亥革命党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后因家境贫寒中断学业，于1913年到常德女子工业传习所学习织布，不久转入平民工厂当工人。1915年回乡帮助家里织布种地。1917年与表弟许之桢结婚，生一女许端一。受进步人士许之祯影响，帅孟奇初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

1920年秋，帅孟奇在汉寿县城一所幼稚园当保育员，不久，又在一所小学教珠算课。在县城，帅孟奇结识了黄易瑜、陈才翠、黎箴等进步女青年，她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等问题，并共同发起成立了汉寿县女界联合会，帅孟奇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县里宣传男女平等、反对裹小脚、反对纳妾，提倡妇女经济自立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还创办民益女子职业学校，帅孟奇将自己的嫁妆和首饰变卖了，把钱投到办学上。那些深受启发、放开了脚的妇女，鼓起勇气走进帅孟奇等人创办的民益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文化，学习织布、刺绣、缝纫等劳动技能。

　　1921年，帅孟奇任汉寿县女界联合会副会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26年春，汉寿县委书记詹乐贫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汉寿县筹建中共县委时期发展的第一批党员，还被选为中共汉寿县委委员，先后担任县委妇女部长、组织部长。此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湖南的农民运动、妇女运动蓬勃兴起。帅孟奇废寝忘食地带领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没收、平分土豪劣绅的财产和土地，审判、镇压恶霸地主，成为汉寿县家喻户晓的女界领袖。

　　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叛变革命，湖南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间，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万分危急关头，中共汉寿县委书记詹乐平派帅孟奇紧急前往长沙寻找党组织，以便取得上级的指示。帅孟奇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

　　许之祯归国后，先后在武汉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初任湖北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帅孟奇去到武汉找许之祯，希望通过他能找到党的上级组织。但当时，武汉同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工人运动讲习所已被迫停办，许之祯也不知去向。

　　后来，帅孟奇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向警予。向警予告知帅孟奇，湖南形势恶化，必须隐蔽，让她在湖北省委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许之祯是被敌人通缉的人物，被组织上送往海参崴。组织上也决定送帅孟奇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1月，帅孟奇抵达莫斯科，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那里她与丈夫重逢。1930年，帅孟奇奉召回国，却没想到从此竟永远断绝了夫妻缘分。

　　帅孟奇回国后，党中央分派她到任弼时领导下的武汉长江局任机要秘书。1931年，帅孟奇又被调回上海，在浦东区从事工运工作。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她以在日华纱厂做女工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活动。1932年，帅孟奇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同年10月，她在发动上海丝厂工人罢工时，因被叛徒出卖而遭国民党特务逮捕。

　　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敌人妄图通过严刑拷打，撬开她的嘴巴掏出真话，找到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地点和人员，但最终却一无所获。到最后，敌人将警察局刑讯室里所有的酷刑在她身上都施用遍了，但仍丝毫不起作用。敌人一时无计可施、无刑可用了。心狠手辣的特务，挖空心思，又想出一种非人性的刑罚。他们把帅孟奇绑在门板上，然后倒立起来，用老虎钳子夹掉她的门牙，用抹布堵住她的嘴，再往鼻孔里灌煤油。帅孟奇当即七窍生血，被呛死过去。酷刑致使帅孟奇左眼失明，右腿残疾，遍体鳞伤。但是，敌人还是没能从她口中挖出一个有用的字来，万般无奈下，只好给她戴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将她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1933年1月7日，帅孟奇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三号牢房。当时，组织上也以为帅孟奇已经壮烈牺牲。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曾将帅孟奇的名字列入大会悼念的死难烈士名单。然而当时在同牢房的难友耿建华、夏之栩、何宝珍（刘少奇夫人）几位姐妹悉心照料下，帅孟奇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西安事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带来了机遇。1937年5月，经中共党组织和谈人员与国民党交涉，狱方同意重病中的帅孟奇保外就医。

　　当帅孟奇拄着棍子，步履蹒跚地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乡时，见到的竟是家破人亡的情景：她的父亲因受女儿的牵连，被驱逐出湖南，流落异乡，生死不明；1932年她在上海被捕后，特务将其13岁的女儿毒死；她的母亲因外孙女被活活害死而被吓出了精神病，贫病交加，卧床不起，已经不得女儿了，不久便闭上眼睛，撒手人寰。丈夫许之祯在苏联远东工作时，与妻子帅孟奇音信不通，后来听传闻妻子已死在狱中，就另组织了家庭……可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帅孟奇的革命意志，她擦干眼泪，掩埋了母亲的遗体，便到长沙找党组织。找到党组织后，她化名帅光，任中共湖南省工委秘书长，负责财务、交通，并兼管宣传教育委员会工作。

　　1938年2月，受党组织委派，帅孟奇到常德、汉寿等地重建党的组织，吸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学生入党，还对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掉联系的数名党员进行审查，为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在常德重新建立中共常德特别支部，随后又到汉寿建立中共汉寿特别支部。

　　1939年2月，帅孟奇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后递补为正式委员），兼任中共常益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她拄着木杖，踉踉跄跄地深入辖区各县发动群众抗日，指导开办党员培训班、工人培训班，整顿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经过帅孟奇等人的努力，使得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1940年2月，帅孟奇长途跋涉来到延安，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同年7月，又奉调到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机要交通局）工作，任政治秘书兼党总支书记。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此时，康生搞所谓“抢救运动”，凭主观臆断，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被打成“特务”“叛徒”。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决定进行复查甄别，指派帅孟奇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甄别委员会主任。在复查工作中，帅孟奇坚持真理，无私无畏，认真负责地对每个人的材料仔细阅读，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严格按党的政策分辨真伪，顶住压力，为七八十位受审的同志一一平反。帅孟奇由此被延安各界同志亲切地称为帅大姐，受到极大地尊敬。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党的代表团成员的帅孟奇出席中共七大。七大之后，因工作需要，帅孟奇留在了延安，任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8年春夏之交，帅孟奇随党中央机关抵达河北省平山县，在中央妇委任秘书长，参与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1949年3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时，她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949年7月，帅孟奇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当时中央组织部没有设局，部长下面即为处长）、副部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18年里，她自始至终遵循党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干部没有亲疏之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敢于挺身而出，保护无辜被整的干部。她身居要职，平易近人，并真诚地帮助人，许多干部向她讲心里话，称她是“我们的好大姐”，“有困难找大姐”成为当时许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帅孟奇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残酷的迫害下，帅孟奇旧病复发，全身浮肿，被摧残得奄奄一息。1975年，她又被押解到江西萍乡流放了两年半。然而，这一切依然没有动摇她对党的忠诚。1977年冬，经邓小平批示，帅孟奇才得以回京治病。随后，党中央给帅孟奇彻底平反，使她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她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如饥似渴地为党工作，为受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帅孟奇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后来一直没有再建立家庭。她1937年出狱后回到故里，听到女儿许端一被敌人毒死的噩耗，心里非常悲愤。她宽慰被敌人逼疯了的母亲说：“我们的孩子死了，但在我们汉寿县、湖南省和全中国，还有很多革命者的孩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从那以后，帅孟奇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革命烈士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身上。抗战初期，她在湖南工作时，找到了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和著名革命烈士的孩子，如刘少奇的孩子、郭亮的孩子、蔡和森的孩子，并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安全而又可靠的渠道将他们送往延安。在延安工作时，帅孟奇还收养过沈绍藩烈士的女儿舒炜、黄公略烈士的女儿黄岁新、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以及杨匏安等烈士的遗孤，这些孩子都一直亲热地喊她为帅妈妈。

　　1998年4月13日，革命老人帅孟奇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