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生于县内枫树乡翦家岗(今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回维村),维吾尔族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入校1月后,发现其所谓“法政”纯系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所利用的工具,便愤然退学,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民国8年(1919)在该校毕业后,回常德从教。基于“实业救国应取法西方文明”这一认识,翦于民国13年(1924)自费赴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攻习经济,在这里,他除了学习一些古典派的经济学之外,用较多的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完《共产党宣言》时,翦在日记中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
翦伯赞鄙弃美国的实利义社会风气,尤其不能忍受其种族歧视。因此,在该校只读1年半即回国。
民国15年(1926)3月18日,翦伯赞在北京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反帝游行请愿活动。“三一八”惨案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也彻底砸碎翦的“实业救国”的幻想,翦决计南下。9月,翦抵长沙,由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董维键介绍,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投身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国民党。翌年1月,受命以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北上,策动山区督军阎锡山和受阎节制的绥远都统、同盟会会员商震起义,响应北伐。不料“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合流,归顺蒋介石的阎锡山竟电令商震逮捕翦。翦接受商的劝告,离开归绥,潜赴上海。民国17年(1928)春,同情北伐的商震率师讨奉军,翦应邀到商的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随军进驻北平。其时,国民党开始“清党”,翦因“左倾”被整肃并被“清”出商部。翦遂确认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右派纯系反动派,断然拒绝“党员登记”。恰在此时,翦在北平结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和北京师范大学进步教授谭丕谟,从而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从民国19年(1930)起,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着重批判前封建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属于“亚细亚的生产形态”这一谬论。
民国18年(1929),翦伯赞在北平与覃振认识,覃为翦父的老同学,虽属国民党“党国元老”,却跟蒋介石存龃龉。民国20年5月,翦应覃激请,参加国民党部分要员在广州召开的具反蒋性质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该会议以“共赴国难”名义与蒋妥协而告终,翦遂洞悉国民党内反将派的多数人,不过是以反蒋为幌子企图向蒋讨官做,并无救国救民大志。散会之后,许多人相约赴南京做官,翦拒绝朋友们的邀请,回到上海,继续为寻求真理而奔波。
“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抗日反蒋怒潮,翦伯赞除发表抗日救亡的论文之外,还和吕振羽合著出版《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滔天罪行,指出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民国22年(1933)夏,翦伯赞居上海,中共党员董维键来访,鼓励翦坚持革命斗争,对其同乡人、国民党“党国元老”覃振和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做统战作。翦旋即移居南京,应邀任覃振秘书。翌年5月,翦随覃赴亚、非、欧、美等洲20个国家考察司法,回国后发表《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墨索里尼和洛森培的“和平新论”》等文,批判托派、陶希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反动谬论和侵略罪行。
民国26年(1937年)5月,翦伯赞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奉命赴长沙,和吕振羽、谭丕谟组建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主编《中苏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义、宣传对日抗战。所著《历史哲学教程》于翌年由长沙新知书店出版。这是中国早期一部比较系统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专著。
民国27年“长沙大火”前夕,中苏文协湖南分会西迁沅陵,翦伯赞仍负责领导,并任中共湖南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次年3月翦奉派赴溆浦民国大学讲学。又次年2月,为避国民党特务迫害,奉派赴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任中苏文协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并亲自为冯玉祥将军讲授《中国通史》。
民国31年(1942)皖南事变发生后,翦伯赞奉命重庆,一面对渝文化学术界上层人士做统战工作,一面埋头研究中国古代史,撰写《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同期还发表几十篇紧扣现实的历史论文,如《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桃花扇底看南朝》等。
民国34年(1945)国共和谈之际,翦伯赞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对冯玉祥、覃振和其他高级民主人士做统战工作。次年5月,翦赴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和张志让、周谷城、李政文等组织起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和邓初民、夏康农主编《大学月刊》,又通过吴泽的安排,到大夏大学讲授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方法论》,还到各高等院校和店员工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演进,积极推进民主运动。又次年10月,翦奉派赴香港,在达德学院任教授,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与茅质、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9个副刊,翦在《史地》周刊上发表《孙皓的末日》、《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富有战斗性的论文。
民国37年(1948)11月,翦伯赞奉电召,与郭沫若等辗转北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翦参加文化接管工作。次年3月,以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随同郭沫若赴布拉格参加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兼教授、副校长和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60年代初,自封为“马(克思主义)家”代表的陈伯达之流,开始预谋批翦。1963年指使走卒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诬蔑翦伯赞所写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含沙射影地给翦扣上“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帽子。1966年6月1日,《光明日报》点名批判翦,打出“打倒史学界里的保皇党”等蛊惑人心的口号。翦于当日被揪斗,被诬陷的罪名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史学界里的保皇党”、“漏网大右派”、“反共老手”等。1968年夏,翦和夫人戴淑婉同被赶家门,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内蒋家胡同的一间小屋里。12月18日夜,翦与夫人一同含冤弃世,终年70岁,夫人68岁。
1978年9月1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奉中共中央指示,为翦10年沉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翦主要遗著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系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