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必振（1873.4—1956.12），派名厚屏，字曰生或粤生，号星庵，又名廷敭（又作廷飏），祖籍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其父亲任所，因此名粤生。赵必振的青年时代正值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为了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寻求一条摆脱愚昧落后的出路，赵必振于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和《近世社会主义》三部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觉醒与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三本书的翻译出版，奠定了赵必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被理论界认定为“中国近代第一本较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因此，赵必振被誉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赵必振出身于名门望族，赵氏家族世代为官，宗族积财较多，在老家石板滩狮子山村拥有大片田产。赵必振因此继承了一些田土，后来又购置了一些田产，到解放前夕，有土地“五石田”。

解放后，他将土地交给了当地农民协会，在“土改”中分给了劳苦农民。

赵必振一生命运比较坎坷。他一共结了两次婚，原配名王锦纹，继妻名李芝芙，生育了六个子女，除女儿赵思丽外，其他的子女均先于他离世。

赵必振早年“随侍先大夫宦游二十余年”，在广东、广西各书院读书求学，书院课考成绩优异，其课艺被录入《桂海文澜集》。学业有成后，他回故乡常德参加科考院试，成为“武陵县学的秀才”。1893年，赵必振又回湖南长沙参加科考乡试，结识思想激进的何来保、胡有业、陈应轸等热血青年。1896年，赵必振护送父亲灵柩回家乡安葬，在常德短暂居留。1897年，赵必振经姐夫王颖初介绍加入广西维新派组织圣学会，并任圣学会机关报《广仁报》主笔，与圣学会会员、康有为的得力门生龙积之及其叔叔龙赞侯、龙佐臣关系最深。在他们的引导下，赵必振不仅加入了圣学会，还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军人物建立了联系，思想上受其影响也很大。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康有为曾写了一封《致赵曰生书》，信中说：1898年，“卓如（梁启超）与复生（谭嗣同）入湘，大倡民权，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青年赵必振倾心康有为、皮瑞锡的今文经学，思想趋于激进新锐，对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充满忧虑与不满。

1898年9月，25岁的赵必振从广西回到家乡常德定居。不久，又前往长沙城南书院继续读书。后回到常德，就读于德山书院。1900年，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唐才常联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自立军以武汉为中心，拟组建七军，计划由陈犹龙领左军，驻常德。赵必振、何来保自告奋勇主持常德军务并给武汉总部发出申请函，此函件真实性得到刚好前往武汉总部的蔡钟浩兄弟证实后，汉口总机关正式把常德自立军起义事务委托给何来保、赵必振、罗大维等人。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兴党狱，湖南巡抚俞廉三派候补知县沈赢密来常德，捕杀何来保、蔡钟浩等20多人。赵必振藏匿于乡间岳母家侥幸逃脱，随后化装成和尚，取道南县、长沙、永州，步行到桂林。此时清廷通缉令已行文各地，赵必振无法久留，便在圣学会好友龙赞侯、龙佐臣的帮助下，逃往澳门，担任澳门《知新报》编辑，8个月之后，赵必振东渡日本，开始游学生活。

赵必振到达日本横滨后，在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任校对、编辑，他经常以赵振、民史氏的笔名为《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诗文，追念亡友，鼓吹革命，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和蔡锷、章炳麟、陈天华、秦力山等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和影响。这时，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使赵必振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发奋学习和阅读日文书籍，聆听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讲演，新颖开拓的社会主义学说，使他沉醉向往，浑身充满力量，仿佛为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找到了一条新路。

1902年，清政府党禁稍驰，赵必振便潜回上海，从事译述工作。在短短二、三年时间里，赵必振翻译出版了近30部日文版著作。积极倡导新思想，启迪似醒非醒的国人。这些译作反映了日本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对改革中国现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特别是《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近世社会主义》三部社会主义专著的出版，令读者耳目一新，倾心向往，在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905年，赵必振离开上海到香港，担任《商报》编辑。不久，因言论抨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遭香港英国当局拘禁三天，被逐出境。

1907年，赵必振应老朋友广东澄迈知县龙赞侯邀请，赴海南岛兴办澄江、金江两所新式学堂，利用教学阵地传播新思想。之后，赵必振受邀前往两广总督袁树勋官署担任督府文案。

1909年4月，赵必振的昔日好友熊希龄被清政府任命为东三省财政监理官，赵必振应熊希龄之邀前往奉天（今沈阳）辅佐其工作，从此跟随熊希龄20多年。1911年4月，熊希龄转任奉天盐运使，赵必振亦随身佐幕。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驻奉天的清军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与熊希龄等拥护共和，主张东三省独立，并派赵必振前往南京、上海等地和革命党人接洽联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效忠清廷，成立所谓“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控制东北大权，并将蓝天蔚解除军职，迫令出走，熊、赵等只得离开东北南下。

1912年4月，熊希龄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赵必振随入财政部。12月，熊希龄改任热河省都统，赵随任都统行政公署财政厅长，后又兼任国税厅长、榷运局长、官银号监理官等职。赵从政清廉，为时人赞许，被誉称“身为五长、不名一钱”。

1913年7月，熊希龄奉袁世凯之命去北京组阁任国务总理，赵必振便复入财政部。1916年，赵必振因声讨袁世凯称帝被通缉，前往湖南长（沙）宝（庆）镇守使梅馨的镇署任秘书长，之后又回到财政部。他前后在财政部任职十余年。这期间，赵必振主要使用“廷敭”名。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国民党元老覃振（桃源人）邀约赵必振前往南京政府任职。但沉浮官场十多年的赵必振早就对政界心生厌倦与不满，他决心将余生奉献给更有意义的教育事业。于是，他应约前往北京民国学院，担任“沿革地理”教授，又受聘为华北大学教授，讲授“公羊春秋”和“三礼”。后又任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高中部语文教员。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民众，装点门面，邀集社会各界名流一百多人，在洛阳召开所谓“国难会议”。赵必振由覃振推荐，受聘参加了会议。会议使赵必振对政局进一步感到失望，不再愿意过问政治，便悄然回到湖南。

回湘之后，赵必振先是加入慈善团体，任华洋义赈会的中国董事，后又任湖南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此后，便一心从事教育，先后任孔道国学专修学校、中和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员，又任全省教导总队公文教官，兼讲授国文等课。

赵必振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对湖南军阀何健的统治非常不满，一谈及时局，辄摇头怒目。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南宋北伐抗金的史事命题，借以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感情。他曾在学生的作文本上，借用名家诗句写道：“相逢谈道复谈兵，百感英雄髀肉生。胸有阴符谁可授？圯桥坐待到天明。”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逼近湖南。1939年，赵必振为躲避战火从长沙回到常德。年近古稀的赵必振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被常德各学校争相聘教。1939年至1943年执教于常德县立中学；1943年9月至1945年，执教于常德私立移芝中学；1945年8月至1948年，执教于常德私立明义中学。还受聘担任省立第四中学与白云中学高中部国文教员。教学中，赵必振大力提倡、发扬国学，他将讲课的内容编撰为《国学概论》一书出版，提出振兴国学是“关系于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他的国学思想受到广界学子的认同与推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尊老崇文，1950年下半年，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浴新聘任赵必振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又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必振不顾年事已高，精神振奋地投身到文物保管和史料整理工作之中，积极提供文史资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自立会纪实史料》和《〈自立会人物考〉增补》，为研究反清自立会起义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赵必振的一生是积极奋斗的一生，也是精彩厚重的一生。1956年12月18日，赵必振走完其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病逝于长沙，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