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续志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兼评《株洲市南区志》
《株洲市南区志》(以下简称《南区志》)2006年7月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志书主要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株洲市南区从1970年成立到1997年更名27年间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过程,突出展示了南区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志书地方特点突出,用大量篇幅记述了城市建设以及工业、商贸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特色内容。资料丰富翔实、语言文字流畅,文风平实简洁,做到了思想性、资料性、实用性的科学统一,是一部颇具存史价值的志书。但笔者认为,志中也还有少量值得商榷的地方,因这些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故特地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立意问题
志书的主要功能是“资治、存史、教化”,它的功能也就决定了修志的目的。反过来说,修志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资政,为了存史,为了教化,这就要求我们修志立意要高。全国上届志书下限一般为1987年前后,这一轮续志,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目标就是要在续志中,通过详细记述各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系统、全面反映当地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利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所以本届修志所定时限上限一般为1978年或接上届志书下限,下限一般为2000年或2002年。
《南区志·编辑说明》第四条界定,“本志记述时间范围:上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97年7月南区撤销时。”上限确定为“事物的发端”,可能是因为南区上届未修志,下限确定为1997年南区撤销时,可能是因为为了完整地记述南区自成立到撤销这段历史,也好给志书命名。这样看来这个时限的设定有它的合理性,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
一是上限是否科学。严格来讲,志书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限那么,《南区志》的上限就不明确了,所见志书,也很少有这种做法。根据实际情况,我认为《南区志》的上限可以定为1970年南区成立时,从志书的内容看,实际上大部分内容也都是从1970年开始写起的。再者,编写志书时,也允许在时限内合适的地方(如“总述”)适当上溯或下延,并不影响简单交代事物的来龙去脉。二是下限是否合适。《南区志》只记到1997年,这时的改革开放还只进行到一半,所记内容还不能客观地反映出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和规律,从立意要高的角度看,《南区志》的下限如延长到2002年最合适,至于志书名称,可以定名为《芦淞区志》,这样就更完整、完美了。同时,从篇目设计到资料征集提炼、编辑出版全过程都要围绕立意要高的要求去进行,应该在志书中重点记述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
二、史观问题
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溢美,不掩恶,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在编写中,要站在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的高度,对入志资料进行认真地甄别筛选,要保证政治观点的正确,和进步主流的充分体现。但又不能过分的政治化、宣传化,不能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在真实记述成就的同时,也要准确记述失误,以吸取经验和教训。《南区志》在真实记述成就方面,把握得很准确,志书实事求是地直述历史,不带观点。既充分展示了南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又不带有任何宣传色彩。
但可能是笔者没有来得及细读全志,很少发现志中有负面内容的记述。如果能把一些在探索前进中难以避免的失误或失败适当反映出来,志书的三个功能作用就更能体现出来了。
三、体例设计问题
体例的设计好坏,关系到一部志书的成败。志书的体例由体裁、结构和章法三个要素组成,其中任何一个要素设计不当,将使志书质量大打折扣。《南区志》在体裁运用方面完备而科学,述、志、记、传、图、表、录等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映衬,尤其是图表的合理利用,扩大了信息含量,增强了志书的存史功能。章法灵活而又把握准确,可谓表现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生动,全面具体地记述了南区的全部历史。
这里主要提出的是关于志书的结构问题。
方志的结构包含体式和分类两个因素。第一轮修志,从已见到的志书来看,湖南省大多采用小篇结构的篇章节体式。第二轮修志,大部分采用的是大、中篇结构的篇章节与条目相结合的体式,如《鼎城区志》等,也有的则完全采用条目体,如《沅陵县志》等。根据第二轮修志上下时限较短等特点,笔者主张采用大中篇结构的篇章节目体,这样既可保证志书合理分类、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要求,又可以满足扩大信息含量和资料覆盖面、增大存史价值的需要,《南区志》采用中篇结构的篇章节目体是很成功的。
科学合理地分类是衡量一部志书科学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南区志》在分类上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提出讨论。
一是归属不严谨的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一篇为突出城市志的特点,放在《地理·人口》篇后作为第二篇,完全可以,问题是紧接着后面排出的是政治、军事部类,再后面才是经济和社会事业、文化等部类,城市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还是放在经济类一起为好,所以,笔者认为,要么把经济部类提前到城市建设后,要么把城市建设内容集中放到经济部类后面。2,《环境保护》章归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篇中似乎统属不当,应归口到《经济管理》篇中为好。3,民政与劳动人事合并一大类作为一篇也不妥当,民政归到政法类(或社会类)合适一些。因为“事以类从”是志书编写原则,那么分为一类的门类相互之间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或类似之处,不能简单相加,更不能搞“拉郎配”。4,军事和政法归为一类作为一篇同样也不很贴切。
二是缺项的问题。志书是横分门类,纵述历史,要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南区志》出现了缺类和缺项的问题,“政党”中没有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中缺残联(其工作写到了民政章中)、侨联;“经济管理”中缺质量技术监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缺城市亮化;党务工作中缺党史征集研究;政府工作中缺方志编纂和档案管理;社会事业中缺广播电视;城市建设中缺建筑业和城市管理;全志中缺少人民生活(最能反映改革开放成果的内容)等等。
上述问题,归根结底是逻辑关系问题,全志的分类编排,总觉得有点逻辑混乱。逻辑是一种思维科学,是事物内部构成的有序反映。我们要把杂乱无序的社会分工系统、科学地分类,就要遵循逻辑规律,不然,修出的志书就不能达到科学性的要求。不讲逻辑,志书的资料将杂乱无章,也就形不成资料性的著述。所以,我认为在志书结构的设计,一般还是按照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的顺序安排,做到不随意升、降格,不缺类少项。上面提出的缺项问题,很可能是笔者不了解株洲市和南区的管理体制而错误提出的,如有些行业,市直相关单位直管到底,而区级缺少相应行业管理部门等,但无论如何,这些事业总该还是要记述的,既然在工业、商业、教育等方面除记了区属内容外,还记了驻区工业、驻区商业、驻区学校等,为什么这些内容就不记了呢?
四、突出特色问题
突出志书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是新编志书质量的基本要求。在突出地方特色方面,《南区志》用大量篇幅记述城市建设、工业、商业、个体私营经济,使志书的确具备了南区地方特色。作为城市志,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应是记述的重点之一,《南区志》还可以加大这方面的篇幅,把《街道社区》篇中的有关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内容集中到一起记述,而不是到处分散零碎地去写,这恐怕有助于更加突出地方特色。
在突出时代特色方面,《南区志》对于本区改革发展的基本过程记述得还是清楚的,个体私营经济设了专篇,作了重点记述。遗憾的是,对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来充分体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在设计篇目时,一是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专设,集中鲜明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以突出志书的时代特色。二是把两大改革分列于政治、经济篇首,以反映改革是发展的原动力,体现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的辩证关系。三是将教、科、文、卫等体制改革分散到相关内容中去并放在篇首记述,以反映改革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是城市经济呈多样性发展,经济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组织并存,其中主要是个体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发展。也正是因为所有制、分配方式、经营方式的改革才快速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又由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才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系列变化。这些都有大量内容可以挖掘(谈到内容或资料的挖掘,《南区志》中由于有些篇章节的资料挖掘不够,出现了篇幅极不平衡的现象,如《经济管理》篇中《计划》、《物价》、《统计》等章内容很单薄,其中《审计》一章全文仅200多字,出现了两个版面容纳了三章内容的地方)。记好了,都可以进一步突出志书的时代特色,这也是这届志书所特有和所必有的特色。但《南区志》中恰恰很少看到这些带有时代标记的内容,至少是没有看到多少这些内容的集中反映,使得志书的时代特色不很鲜明。
另外,还有一些表现形式和内容既可以更加突出志书的时代特色,又可以增强志书的直观性、可读性和实用性。比如多用一些带有时代痕迹的随文黑白照片,在增强志书的容量和存史价值的同时,又突出了志书的真实性和时代特点。《南区志》运用了一些随文图片,但还可以大量增加,这是上届修志难以做到,而这届修志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编制志书索引,在增强志书适用性的同时,增强了志书的时代特色。上届志书及更早以前的志书很少有编制索引的。当代修志,要重视索引的编制,这是为了弥补分类造成信息不确定性和隐匿性的需要,更是信息时代对志书提出的新要求。
把序言、总述、目录译成英文对照印刷也有同功之效。
上面谈到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仅是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和体会,不一定正确,目的是提出来共同探讨。特别是针对《南区志》提出的一些所谓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仔细通读全志,加之不了解南区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很可能都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不当之处,谨请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