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科建设刍议
不可否认，文化正在成为精神层面最务实的载体。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把《禹贡》视为地方志源头的话，具备“存史、资治、教化”功用的地方志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作为“国有史”的补充，“郡有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了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作品，造就了灿若星辰、不胜枚举的大家。对于古代志书的研究，在日本是学者们做出成绩的捷径，小林一美、小岛晋治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地方志多达上千种；面积仅5000平方公里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图书馆收藏有明刊本中国志书。遗憾的是由于历来重修轻用的原因，对于地方志信息资源一直没有系统的归纳整合，以至于这门“显学”在学科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方志学科建设原动力
众所周知，方志、家谱是中国所独有的，对于其领域，包括由此派生的相关考据学方面的成果的知识产权是没有争议的。也就是说，方志文化有其鲜明的民族性。
方志文化在突破“文化围城”的使命中极有作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世界格局的调整，加速了产业转移和文化融合的步伐，这是积极的一个方面。消极的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基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存在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正在拉大。所以，华中科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康提出了“文化围城”的观点，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正处于发达国家文化的包围中，其文化的民族性正在被淹没。
英国社会学家安德森认为：民族性并不等于已有的一种现实，而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文化制造物，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共同体，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被想象成为既是内在有限的又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共同体。
地方志作为存续了几千年的文化现象，到目前未见式微，由此可以感知其生命力和存在空间。同时，地方志在编纂实践中，很注意处理“述”和“论”的关系，使得志书作为“纯粹”的文化产品的特征尤其突出，这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文化融合中有独特优势。但是，如果仅仅是具体的、感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理性的整体，这种突破的带动作用必定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背景也成为民族性创造的动力。地方志融入一种广阔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产生创造和再创造的冲动。
此外，还有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原因，即商业化促进了社会科学成果的普及，这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税人支持了社科研究，有权知晓并共享其态势和资源。那么，将方志研究推向深入并普及其研究成果，也应该是给纳税人一个交代。
同时，确立地方志独立的学科主体地位，有助于志书“资治”功用成为实务，而不仅仅局限于情况的了解和经验的借鉴。任何学科都不是孤立的，方志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从而在参与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获得应用和预测功能，是更广泛意义的“资治”。扩大志书“经世致用”的内涵，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方志学科定位
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周期”与社会需求的“期望周期”往往发生冲突，导致方志理论研究客观上滞后于方志编纂实践，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方志编修的体制原因，造成了修志实践与方志学科建设在研究领域里的各自为战，前者显得更为松散。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方志学科的着眼点不应该是“创建”，而是“整合”或者说是“重建”。
学科建设有一个重点，就是培养自己的“学院派”队伍。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国内最早从事方志学研究的单位之一，方志研究梯队完整，形成了较系统的学科体系，被称为“复旦派”。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浙江宁波大学文学院、安徽大学档案学院、中国武警部队学院等国内众多重点院校均开设方志学课程，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邹振环、冯绍霆还招收方志学博士生。浙江社科院开设的8个研究部门中就有方志学。方志学“学院派”的研究范围涉及方志史学、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和方志史料整理等诸多领域。《方志通论》、《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学》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均产生于学院派。
在“学院派”致力于理论的同时，另一条线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体制和“一纳入五到位”的要求务实于浩繁庞大的修志实践。
问题的关键在于“学院派”的理论与“编修派”的实践并没有有机的结合，甚至于双方沟通的渠道也过于单一。这引出了方志学科建设定位第二个必须讨论的话题，即方志学科的学术范式。
成熟的学科体系除了知识梯级结构之外，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学术范式。目前的现状是，除了中指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规定》和各省、市《修志通则》、《行文规范》之外，还没有成建制的指导方志学科建设的规范性文件，抑或法律（法规）依据（文本），而且上述指导性文件也往往是基于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性规定，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所以，从事志书编纂实务的人员常常感到困惑，要么“依旧例”，要么无原则的创新，要么“摸着石头过河”、“志书成编目就”。由是观之，方志学科学术范式绝不能忽视志书（年鉴）质量标准体系和方志学科研发机构的设置与建立。
建立方志学科学术范式的另一个方面是推进地方志工作的法制化，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共鸣。目前开展的工作是稳健而富有成效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起草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在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此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山东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广东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已先后通过实施。
关于方志学科建设定位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地方志的本土文化愿景的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式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就文科学科制度提出了五项标准，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本土特色标准”。方志本土化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在方志学科建设过程中有相当的空间。事实上，地方特色同时也是地方信息数据库的核心，即使在因特网上也是绝无仅有、无可替代的。这一点也是方志信息化建设的优势所在。
三、方志学科建设要务
李铁映同志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期间，曾多次强调要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陈奎元同志在中指组三届三次会议讲话时指出：“从总体上说，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应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同时现在又是条件具备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科的大好时机。”学科建设无人问津，与不重视历史是相适应的，没有强大的历史后盾，学科就没有根。客观地讲，方志学科与其它学科比较，历史支撑的优势很明显。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把学科建设视为首要或者终极目标，都是不严谨的。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学科分支越来越细，方志学科建设尽管有历史久远且线索清晰，初步建立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研发队伍和学术流派，编纂实践相对成熟等基础条件，但绝对不是一蹴而就，可以速成的。准确把握其切入点至关重要。
1、学术体系整理
前面讲过，方志学科建设不是初创，而是重建。首先是界定学科门类，学科是发展的，学科建设的争鸣却应该在学科体系架构下进行。就是说，学科分支应该在学科门类建成之后出现。方志学科原则上包括方志史学、方志基础理论（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和方志目录学五大部分，然后在其下分支，规范方志学科体系是学科标准化建设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年鉴排斥在方志学科之外。其次是整合理论研发和编纂实务。一是方志资源（信息）的整合,二是对传统方志理论的归纳和提升，三是对方志编纂实践规律性的总结，四是研发机构（教学单位）理论的应用，五是国际交流，学术访问。再次是构建学科方法。“当研究者把可检验的东西与只能思辩直觉的东西分开，制定出适用于自己所研究问题的专门方法，可以同时是比较法和验证法，这时,研究才开始进入科学阶段。”值得强调的是，方志学科方法务必注意科学性和专门性。当然，学科方法的借用也不可忽视，多伊奇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19世纪产生的62项重大研究成果，大部分是受跨学科方法的影响。
2、建立志书质量标准体系
方志评论伴随着志书的产生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间也出现过关于志书质量的评价标准，明代学者就普遍将“文直事核”作为善志的标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已历两轮，评志稿几乎可以和志书等量齐观。但是，如何评价志书质量优劣，没有规范的质量标准体系，修志没有操作规程，评志没有统一口径。所以，一部志书修成之后，褒贬不一，没有定论。志书标准体系是方志学科建设标准化至关重要的一环，而且这样的质量标准体系应该细化,包括志书优劣评价参数、志书审查、验收指标和方志工作规程，要象工业生产工艺流程一样简约、具有可操作性。说得通俗些，就是要象教师阅卷一样有标准答案。
3、信息化建设
网络时代的到来，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社会信息量成几何级数膨胀；二是信息传播频率加大、速度加快；三是信息资源共享更加便捷、广泛。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传统方志存在着时效性差、传递速度慢、信息容量小、运行成本高和影响力有限等难以克服的缺陷，网络化必将引起方志信息载体的革命。无限延长的信息化链条，使方志网络化成为可能。地方志在地方信息化建设中有两大明显特点，一是地情资料的特殊性；二是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与此同时，地方志网络化拓展了方志信息资源服务社会的作为空间。也就是说，通过方志信息化建设，使地方志“资治”功能更加突出和实用。方志信息化建设内容包括方志信息数字化和志书载体电子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的超级链接，突出信息传播的广域性；要充分利用文字、表格、图像、声音、动作等立体多维空间，突出多媒体性；要建立科学使用的检索手段，突出信息利用的便捷性；要充分发挥网络存储方式的优点，突出信息存储的宽容性。方志信息化建设还应该高度关注数据标准化与通用性，制定数据处理、信息标引（录入）系列标准。网络设备要选择相对成熟的产品，保证系统集成的稳定性，及时进行方志信息网络的知识产权保护。
4、方志市场化运行
目前方志工作体制对于方志学科建设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在于修志是“政府职能”，志书是“官书”，其信息采集有行政手段推动，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运行成本低。致命弱点在于无论其理论研究还是编纂实践，一般采用规定动作，“政府主持”实际上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财政一旦“断奶”则会出现事业萎缩，不利于地方志的可持续发展。地方志是文化产品,而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组成要素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信息的资料性和权威性使方志市场化运行成为可能。而市场化运行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事业性向产业性的转变。朱佳木2003年3月20日在中指组办公室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总的来说，地方志还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看地方志的人就更少，方志资料在日常工作中的应用更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一是方志面孔的严肃性；二是社会信息含量低，适用面窄；三是信息平台单一冗繁，利用成本高。所以，方志市场化运行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①增加信息实用性，彰显“人文色彩”，贴近市场，体现公益事业的服务特质。②整合方志资源，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寻方志可持续发展途径，敢于“下海”，善于“借船”。③改革方志传统格式，寻找志书与年鉴的契合点，扩大信息量，增加兴奋点，关注市场卖点，形成地情资料编纂、审查、出版等支撑产业。
（本文原载《湖湘春秋》2007年第2期，《中国地方志》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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