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志书编修中几个共性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第二轮志书 共性问题 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地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由于电子化所引起的信息容量、载体、传播速度及频率等方面革命性的变化，延续了近两千年的方志传统理论，在新世纪的新形势面前，呈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其传统的精华超越时空，历经几千年仍大放异彩，充分显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及其适应性和先进性；一方面是其理论体系中的部分理念，遭遇了新形势、新情况、新理念的挑战甚至是严重挑战，需要全体方志工作者正视现实，勇于探索并大胆创新。面对这种客观的、必然的两重性，志界同仁似乎形成了共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方志理论中的传统精华，需要坚定不移地继承与发扬；落后于实践的理念，更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使之不断完善与科学，从而更科学地指导修志实践。本文就目前编纂实践中遇到的几个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与建议，求教大方，并期待引起志界同仁的共鸣。
关于改革与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工作重点适应了国际国内发展的大趋势，顺应了时代潮流，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了改革和开放，因而经济总量日益强盛，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逐渐改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变革，地方志书必须客观、公正地予以记述。这既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更是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本职责任。令人遗憾的是，在第二轮修志实践中，一些地方对此未能引起高度重视，没有将其作为主体记述内容，即便记述了的，也显得非常单薄。甚至于产生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解“改革开放”不准确，偷换概念，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视为同类项，或者只记“改革”，不记“开放”，或者记“改革”多，记“开放”少；二是记述“改革”不完整，线索清晰的、成建制的改革有记述，渐进式的、呈放射状的改革未涉及；三是记述“开放”不全面，有的志稿竟然将“开放”与“招商引资”划等号，资料空乏，立不起来，显得“弱不禁风”。另外，在如何记述改革与开放的理论探讨上，也显得非常苍白。因此，在第二轮志书编修中，怎样记述好改革与开放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应明确以下三点：
1、改革与开放是两个类属的问题，应分开记述。由于报刊杂志等诸多媒体将“改革开放”并列提及的多，人们的思维惯性也习惯了将改革开放归入一类。段炳仁在《对第二轮编志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也是这样叙述的：“一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其历史意义。二是应准确记述改革开放的发生、发展过程。在第二轮志书的编纂中，要把它作为主体内容。”（《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改革”一词见于《后汉书·黄琼传》：“复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复实虚滥，不宜改革。”《现代汉语词典》对“改革”一词的释义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2001年修订出版的《新华词典》，对“开放”一词的释义是：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因此，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实施工作重心转移的两大战略举措。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从经济领域开始，首先破除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然后深入到了所有制关系，最后深入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是一部慷慨悲壮的交响史诗，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开放也是一个渐进过程，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开放，然后是其他方面的开放。国门开放之后，精华与糟粕同时流入，因而志书就“开放”要记述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总之，作为地方志的记述内容，应该将改革与开放作为两个大的类属，分开予以记述，而且还要从体现志书时代特色的要求出发，结合本地实际予以详述，决不能笼统地将改革开放合而为一地简单概述。
2、对改革的内容要实施全方位记述。第二轮志书编修的时限范围，正是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业改革全面、深入的阶段，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不仅涉及面广，有些改革还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客观、公正地记述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并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应该成为地方志工作者的主动意识和终极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将成为编志质量标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指数。固然，记述改革的资料收集难度较大，对改革结果中的失误也难以把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退缩，就简单地记述了事。全方位地记述改革，在结构的处理上，编纂实践当中有三种情况：第一种记述方法，是在“经济综述”篇中专设“经济体制改革”一章予以记述，记述的内容大致有农业改革、工业改革、商贸改革和其他经济改革。这种设置的好处是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可对经济改革集中记述，使之达到一定深度，其弊端是挂一漏万，在改革内容上记述不全面、不充分。第二种记述方法，是在“经济综述”篇中设“经济体制改革”章，重点记述农业、工业、商贸体制改革，其他内容如财税、金融等经济改革，联系各专志予以记述，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样是结合专志内容进行略述。这种记述方式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弊端是重经济轻其他。第三种记述方法，是在各专志中根据所搜集到的材料，设专章（节、目）记述改革。也就是说，凡记述内容涉及到改革的，都予以客观记述。直截了当地说，改革的触角伸向哪里，记述落笔也相应跟在哪里。三种记述方法，第一种大气、显眼，第二种全面、丰满，第三种细腻、扎实。应该说三种记述方式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但笔者认为后二种更可取一些，因为只有后二者的记述，才能称之为对改革的“全方位记述”。
3、“开放”的内容要客观、准确甚至是创造性地予以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目前的中国，正在逐步融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当中。当今中国的强大之势，“开放”功不可没。第二轮编修志书中没有或鲜有“开放”的内容，应该是地方志工作者的失职。要把“开放”的内容写好，也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要准确地理解“开放”的内涵。从地域上理解“开放”，作为国家是对国境外而言，地方的开放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本行政区域之外包括对国内其他区域的开放；从内容上理解“开放”，内容就多了，招商引资、技术交流与合作、缔结友好城市、劳务交流与合作等等。而且还不能忽视意识形态领域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的优化。这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开放”，但必须肯定思想解放对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巨大推动作用。总之，对“开放”的内涵理解全面了，记述也就会相应系统与完整。有的编志中将“开放”放在“外经外贸”章下，仅把“招商引资”作为“开放”的内容来记述，这样处理就太粗糙、太简单了。二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予以记述。“开放”对县一级的行政区域而言，题目是大了一些，记述内容略显单薄也难以把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各地把“开发”和“开放”是融为一体的，从工作的部署到检查督促狠抓落实，从来没有分开过。因此，创造性地把“开发和开放”合在一起叙述，内容就丰富多了。有的县志把“开放与开发”作为一章，放在“经济综述”篇下，下设“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招商引资、经济开发、交流与合作、劳务经济”五节，内容丰富多彩，也充分反映了“开放开发”的客观现实。笔者认为，这不失为客观、准确、充分反映“开放”内容的恰当选择之一。
关于负面信息
本文所指的“负面信息”，是指志书中应该反映的问题和失误。
客观地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直困绕着所有的史、志工作者。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有的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失误在所难免。既然地方志承担着“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因而必须要求方志工作者“秉笔直书”。但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当代人写当代志，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政党，要完完全全地做到“秉笔直书”似乎又不太可能。但如果一本洋洋百万言的地方志书，从头到尾没有一字一句的“负面信息”，肯定是不客观、不严谨的。严重一点说，是地方志工作者的失职。因此，如何写“负面信息”的问题，应该引起志界同仁的关注。
那么，哪些“负面信息”入志符合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一些：一是行政区域内存在的大的问题。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列举了存在的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大胆入志。二是重大灾情、重大事故。要注意把实情与事故写完整，如果出现决策、指挥等失误的，也要以事系人写进去。三是重大刑事和经济案件。四是重大社会公害，如黄、赌、毒的情况。五是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把这些“负面信息”客观地记述于志书中，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志书的客观性，又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怎样准确、客观地记述“负面信息”呢？一是在“概述”的结尾部分客观叙述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存在的以及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突出问题。二是在大事记中客观、完整记述重大灾情、重大事故、重大刑事和经济案件以及造成重大社会消极影响的突发事件。三是结合各专志恰到好处地记述问题与失误。比如在记述产权制度改革时，可以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增加了下岗工人”等情况写得客观一些。再比如在记述“人民生活”内容时，可以引用一些调查数据，把“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情况反映一下。四是有较高社会地位、在行政区域内外都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反面人物可记入人物志。
总之，对于记述“负面信息”，不能机械理解“述而不作”，要注意揭示和总结经济社会发展带“规律性”的东西，所谓“修志为用”。故而，全体方志工作者要把握两条：第一，要记述，而且态度要坚定。不记述，不仅是地方志书的遗憾，更是地方志工作者的失职。第二，要把握好“度”。地方志书的出版，审查程序严格，“度”把握不好，志书不能出版。把握“度”不是地方志工作者的“势利”，而是地方志工作者履职的一种面对现实的灵活变通。┆
关于越境而书
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方志理论中“不越境而书”的原则受到实践的挑战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一几千年形成的原则肯定有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因此，无论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原则的核心内容所设置的圈套不可逾越。地方志姓“地”，而“境”代表了“地”。那么，作出怎样的界定才能使其既符合当今社会的客观实际而又不背离原则的核心价值呢？从第二轮编志实践中遇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界定“越境而书”：境外客体进入境内并逐渐融入境内成为境内主体。这是一种情况。比如，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在各地经济发展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当地购房、安家，已经或是正在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当地志书写“温州商会”，不应视为“越境而书”。还有一种情况：境内主体进入境外客体并成为境内主体的延伸。象跨国、跨省的企业兼并和劳务输出，还有象对口支援和缔结友好城市，等等，如原湖南常德卷烟厂不仅跨省兼并了吉林四平卷烟厂，还兼并了省内的永州卷烟厂。这些兼并活动以及兼并之后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志书都要适当记述。这根本就不是“越境而书”，而是“地境”的延伸。有了这两条原则罩着，其他的问题就好理解了。象“跨境学习考察、跨境招商引资、跨境参加重要会议”等，就志书记述而言，根本不存在“越境”（周慧《关于第二轮志书编纂问题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的问题了。
关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地方志的人本特色，是时代的呼唤。
1、第二轮地方志编修中人本特色体现不够。主要表现是：①以事系人的原则没有得到货真价实的体现。各专志以大量的物事淹没了人的活动，有的一个整篇十多万字不见一个人名，有的见人不见思想，影响志书的可读性。②篇目设计上思路狭窄，方法陈旧，只按传统单设人物志，至多加点人物简介和人物表。③现有人物志的人本特色过于表面化。现有人物志孤零零地插入志书，与其他专志的记述方法完全不同。尤其是编修志，符合标准的立传人物少，只好以简介、名录凑数。
2、第二轮编修地方志应该全方位、多视角加大以事系人的力度。一是在各专志中加重以事系人的份量，如结合重要决策、重大事件（事故）、重大案件的过程，详写在世人物的活动，客观地记述人物的贡献与失误；结合重大奖项或重大荣誉称号，详写人的发明创造或荣誉称号取得的过程，客观记述人对社会的贡献或产生的积极影响；关注小人物或能工巧匠，将他们的不凡之举入志；对一些事物的开创者、发端者、始作俑者也应以事系人入志。二是可在各专志篇章之后附录专记，详细介绍群体或个体人物。可附录人物通讯或特写，可附录人物专访，还可附录人物回忆录或口述史，在增强志书人本特色的同时，还可增强志书的客观色彩和真实感、现场感和可读性。三是增加人物活动的随文图片。这不仅增加了志书的人本特色，还可缓解人们读志的视觉疲劳。
3、第二轮编志中人物志的布篇谋局应该与时俱进。赵颖雪同志在其《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第二轮志书编纂》一文中建议，“将一地之人的发展资料扩展为人口、人才、人物，形成面、线、点相结合的全方位记述”（《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期）。笔者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人口、人才、人物同属一大类，统在一起作为一大篇，在逻辑关系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人口作为面，人才作为线，人物作为点，这样记述，可使人物志呈三维结构，立体而丰满。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布局谋篇人物志，可增强志书的本质属性，增大志书的存史、资治、教化价值。
关于大事记
有人说，志书卷首的“概述”和“大事记”，是统领全志的经和纬，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这说明，大事记既是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全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第二轮编志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对大事记的编纂有些轻描淡写，有的甚至是粗枝大叶，因而成志后的大事记板块存在的问题较多。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新方志纠错百例》的归纳，主要有“大事不大的倾向突出、古今内容比例失调、滥用纪事本末体、共性资料与个性资料的关系处理不当、语言不精练，与正文重复或矛盾、未能一事一条、纪年使用不规范、缺漏、条目顺序排列不当、评论多余”等十一个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对第二轮编志大事记的写作，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大事记的时限范围，严格与编修志本身的上、下时限相吻合，一般不能上溯与下延。上溯是累赘，是重复劳动，下延显得乱了章法，极不严肃。当然，为了处置个别特殊事件，适当下延是合理的、贴切的。象编修的《鼎城区志》（1988～2003），因为2004年12月2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桥南市场火灾，出版之前，该志设置了一个“限外辑要”，增加了“2004年大事记”和“桥南市场火灾与重建纪实”，反而显得合情合理、十分必要。
第二，要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严肃大事记的写作。首先，编纂委员会要制定从本地实际出发的大事记的录入标准。其次，初稿形成后，编纂委员会要组织党政领导、修志专家、本地资深人士和社会贤达开会评审。再次是编纂人员根据评审意见认真修改后交总纂审定。在业务技术操作层面，要关照大事记所述史事与相关志文的关系，一是要核实史实，杜绝相互矛盾；二是要造影全志，避免交叉重复；三是要把握笔墨，消除繁简失当。
第三，要站在条目的高度去写好大事记中的每一个时点。大事记中记述的每一个时点，尽管叙述简单，但必须要求要素完备，不能出现缺漏。如写“灾情”，必须写清楚时点内灾害发生的范围、受灾程度和因灾损失情况。再如写“党代会”，必须写清楚县（区、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果（总量），如形成了重大决议事项的，也应一并记述清楚。尤其是行政区划的变更、县、乡（镇）名称的变更，一定要引用上级文件的文号说明出处。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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