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恢复常德著名古迹水星楼，几年前，市方志办主任陈国华根据原市委副书记周用金的要求，约我写了一篇《水星楼的兴衰》，发表在《武陵古今》上（今已收入《常德方志考》一书）。后来，市里几家报刊亦先后作了转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市委市政府顺应民意，纳入文化名城建设项目组织复建，为使人们对它的历史变迁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兹补议如下：

　　一、水星楼的前身是拆谯楼易地改建后的“调元楼”

　　据陈洪谟著《明嘉靖常德府志》记载：明洪武甲辰（1364）年间，明代常德首任知府为马汝舟，他在旧春申君馆址上（原武陵区政府范围内）修建府署。府内除建有吏、户、礼、兵、刑、工房等办事机构外，还在仪门前建有谯楼五间，安置有计时的仪器“铜壶”（又叫铜漏）。谯楼的位置距府署大门百余步。这是常德府署谯楼最早的记载。

　　谯楼，即城门（墙）上的望楼，俗称鼓楼。源于《三国志·吴志》：孙权赤乌三年（公元240）“夏四月，大赦，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可见，当时谯楼的功能是“瞭望”、“防备盗贼”，有警敲鼓为号。可是，常德府自马汝舟始，谯楼并未建在城墙上而是建在府署内，自然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故屡有非议，久欲拆除易地另建。直到崇祯三年（1630）知府郑时举“以谯楼于府治不利”为由，尽行拆卸，在谯基上建起府衙的头门，移旧楼于下南门以东城墙上，匾曰“调元”，又谓“调元楼”，是取宋代范成大《石湖集》古风诗“我评兹事与天通，知公小试调元手”中的“调元”二字书上匾额的，“喻意宰相调和阴阳，执掌政柄”。

　　“调元楼”后来如何？《清嘉庆常德府志》只记了一句话：“兵焚废圮”，也就是说在战火中焚废倒塌了。这就是后来胡向华在《水星楼钟记》中所言：“兵燹之后，楼毁无存，钟鼓更器随同散亡。”此楼是毁于何时及何种兵燹之祸？今查有关文献，自崇祯三年（1630）拆谯楼易建“调元楼”至公元1668年胡向华重建为“水星楼”的38年间，常德城遭受过三次较大兵燹之祸：

　　公元1643年，李自成一部陷澧州，常德守将周晋闻讯焚城，大火半月不熄。

　　公元1645年，李自成残部马进忠和王进才投南明何腾蛟抗清，“骤入常德，焚劫江南江北”。

　　公元1647年，李自成另一残部高必正、李锦再踞常德，“烧劫府城，杀掠百姓，上抵辰州，下至龙阳，数百里人烟俱绝。”

　　如果文献所记是实在的话，那么，“调元楼”在兵祸中被焚毁，时间当在1643—1647年。

　　二、水星楼的兴建及地址

　　公元1668年（康熙7年），甘肃两当县人胡向华从湖南永州同知任上调升为常德知府。在重葺南熏楼的同时，利用其夫匠，在“调元楼”本基上修建水星楼。期间，他排除种种干扰，终于建成，取名“水星楼”，铸钟一口置其中。作《水星楼钟记》留存至今。

　　然而，成书于公元1813年的《清嘉庆常德府志》对此楼多有误记，以至讹传。鼎城区邓声斌先生亦在《水星楼原址究竟在哪里？》一文中已作了充分的考证论述。

　　一是误记楼址。该志书“古迹”中记曰：“水星楼，府城内，东湖旁。今移神鼎门东城上”。成书于1862年的《武陵县志·府城图》勘正了嘉庆志的误记。明白无误的标示楼址在“大南门”（即下南门）以东城墙上（即今金泰利商业广场地下车库入口略前处）。楼下有一条“天居巷”直通大街与高山街口斜对。而“东湖”远在今市政务中心附近，“神鼎门”即上南门，这两处均无水星楼痕迹，显然是误记了。

　　二是将重葺误记为重建。该志书又记曰：“嘉庆十六年（1811年）栋宇将倾，知府应先烈筹款重建，较旧更加壮阔。”在距此说约50年后的同治年间，陈启迈修撰《武陵县志》时，将胡向华撰写的《水星楼钟记》载入该志书，以证明应先烈只不过是重新修葺而非“重建”。可以说，保存至1943年冬被日寇炮毁的水星楼是由胡向华兴建，应先烈修葺过的。

　　三、水星楼的功能

　　一是具有原谯楼瞭望的功能，可瞭望水情、兵情、火情，且以敲钟为警号。

　　二是以此作为镇火灾，祭祀水神的活动场所。

　　三是有“审音察政”，彰显地方官政绩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