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谈判年月

原标题：忆谈判年月

我少年时期，正是日本投降和人民解放战争正炽的非常历史阶段。前半段我在小学和初中读书，参加了在解放区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半段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在军内做机要工作。不论是参军前还是参军后，我都十分关注国内外大事，几乎天天要读当时在胶东解放区所能看到的报纸。尤其是在日寇投降后的1945年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间“拉锯”式的谈判，自然是我密切关注的内容之一。

几十年没怎么想这个问题了，但丝毫也未在记忆中消逝。最近，“谈判”又在世界某些地区反反复复地进行。当然，这与当年我熟悉的谈判，无论在时代特点还是性质上都不相同，却不由得引发我对“谈判”这个命题的深思；唤起了我对那个“谈判年月”的记忆。

必须说明的是：近年来，从许多影视片中，人们经常看到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周恩来同志与张治中等人士的马拉松会谈，最后达成了“双十协定”，以及美国总统派马歇尔来华“调停”，我方叶剑英等同志在北平军调处的工作等等，许多人对当时的若干事件似乎都不陌生。而我只想就我当时所见所闻，记录自己的感受。

本文的题目是“谈判年月”，确切地说，那是一个一边战争一边谈判的阶段。当时在报纸上出现最多的人名是：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王若飞、白鲁德等。王若飞同志的名字，今天许多人可能并不甚熟悉；可在当时，我差不多是在熟悉周恩来的名字不久便知王的名字。因为校长和教师（多为秘密状态的中共党员）告诉我：周恩来和王若飞是我党最主要的外交家。至于白鲁德，是一位美方中将，在我的印象中近似马歇尔副手的角色。王若飞同志于1946年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难。

那一时期，国、共、美三方要人频繁会晤，飞机此起彼落往来穿梭。在报纸上，重庆、延安、北平、宣化店、胶济线等等地名频频出现；中原、苏北、东北等地区的形势也不时告急。有时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甚至是闻所未闻的芝麻粒大的地方，在当时可能是颇能吸引人们眼球的焦点。如湖北省平汉铁路（今京广线）东侧的宣化店镇，因是中原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在国民党反动派挑起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战事中，当然就成为各方关注的要点；我记得三方要人都曾亲临该处视察过。在山东，临沂也是几方谈判代表所至者。记得济南调停组的中共代表雷英夫（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美方代表白鲁德等都去那里进行过视察。在胶济线的青岛至潍县（今潍坊市）段，国民党正规军李弥的第八军和伪顽部队经常挑起事端，制造摩擦（“摩擦”这个字眼是那个特定时期的热词儿）。所以，我胶东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王彬副司令员都亲赴某些地方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为了方便谈判，首长们还都挂过临时军衔。据报载：许世友挂过中将，王彬挂过少将。与此同时，胶济线上一些不起眼的车站也成为当时新闻热点。如昌邑之岞山、高密之蔡家庄、芝兰庄、即墨之兰村等，因多是伪顽部队的驻地或双方交战的焦点，同时也成为谈判交涉的所在。出尔反尔的敌人还残酷杀害了我方交涉代表辛冠吾。

在那个特定时期，作为处心积虑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的蒋介石，当然一日也不会闲着：一只袖筒里是谈判备忘录，另一只袖筒里是待发的《剿匪手本》。“三个月消灭中共！”不言自明——以谈判为烟幕弹，行进攻解放区之实。105毫米口径的美援榴弹炮，暂时披上炮衣是“停火”，揭开炮衣，炮口立马便瞄向既定目标，宣化店、淮阴、四平街、长春……不一而足，无非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了又谈是缓兵之计，暂时停火是调整兵力部署。马歇尔将军劝架也罢，拉偏手也罢，奉旨而来也只能是应对差事。当蒋介石铁了心要发动全面内战时，他只有无奈地乘飞机循来时原路无功而返。

我当时读书所在的中心小学九里镇，军分区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由县城移驻于此。我也参与了集市、宣传、慰问部队等工作。部队一面练兵，一面针对时局加紧战前宣传活动。那些日子，乡镇、街面的白石灰墙上写满标语，主要有：“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坚持反对内战，争取持久和平”！军分区政治部有一位年轻女同志小包，她会写一手艺术字，彩色的投影式，有的向上投影，有的向下投影，一丝不苟，十分耐心。司令部机关科有位王同志抽空来给她搭下手，配合默契。我们这些小积极分子也都自愿成为小包“大姐”写艺术字的学徒。

说来也巧，两年后我参军，竟也做了机要译电员，曾经相识的王同志已成为“王科长”。说起当时在九里镇写标语的往事，他并不讳言：“当时形势已非常危急，敌第八军李弥部已从潍坊的寒亭出动，占领了掖南重镇沙河；东线从青岛出动的敌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为策应李弥的第八军，在即墨青烟公路东侧的灵山与我军另一支部队展开激战。可我当时译出电报后，只能交给首长，对小包和别的同志暂时还是守口如瓶。”

我告诉他：“你们移防走了以后几个月，我们的标语口号已经按报纸上的提法，改成蒋军必败，我军必胜，迎接第八军的进攻。”

他和我都笑了。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