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非洲情怀
陆苗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新高度，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战略眼光，满腔热情地支持蓬勃发展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对深受新老殖民主义长达数个世纪蹂躏与奴役的广大非洲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并伸出最温暖最强有力的援手，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谱写了人类历史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相互帮助共享胜利的辉煌篇章，并且开创了大国平等友好对待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崭新历史，从根本上改变和颠覆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推行的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政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国家当年独立初期领导人共同开拓了中非合作的新纪元，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南南合作典范。毛泽东为中非友好关系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对非洲人民有着浓浓的特殊情结。这也是毛泽东作为20世纪伟人的一大亮点。笔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交部非洲司工作，有幸熟知毛泽东与非洲交往的感人事迹，深深折服于毛泽东崇高的非洲情怀。
坚决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毛泽东善于把握历史大潮的趋势，科学地审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胜利。他把民族解放事业看作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时代”，是“伟大斗争”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拉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扭转这个形势。”“但是……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挑衅一定会遭到惨重的失败。”60年代，毛泽东欣喜地说，“非洲是斗争的前线”，“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并指出非洲人民斗争具有世界意义。毛泽东这些思想深邃的论述，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英勇奋斗、去实现伟大的历史使命，增强了他们斗争的必胜信念。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的艰苦斗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但他不赞成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照搬中国的经验。1959年2月，他同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就坦率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明确提出非洲要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1960年5月，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向到访的非洲朋友说，“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非洲朋友们听了个个兴高采烈、神情激动。
毛泽东在斗争的大方向上，曾语重心长地提醒非洲朋友，“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希望非洲朋友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和具体工作中重视敌人，要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一再以最鲜明的态度向非洲朋友表示，“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且斩钉截铁地表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而且在实际行动、具体工作上给予非洲人民各种支持和帮助。他支持非洲人民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获得独立。有些国家经过长期议会斗争、艰苦谈判和群众运动赢得独立，如加纳、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中国政府总是迅速致电承认和祝贺，并积极与之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毛泽东十分关心那些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非洲国家，深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这些国家和人民的残酷统治和顽固立场。中国政府总是应对方要求，给予物质、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还为他们培训军事人员和提供军事物资。非洲的自由战士对毛泽东十分敬仰。赞比亚开国元首卡翁达总统曾赞颂毛泽东是“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
阿尔及利亚是通过艰苦的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在1958年已控制阿国土三分之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拥有10多万军队，并于同年9月1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中国于9月22日予以承认，成为继一些阿拉伯国家之后较早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国家。阿临时政府后来通过边谈边打和公民投票于1962年7月5日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毛泽东高度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8年12月11日，他对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贵国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80万法国军队，使它动弹不得。并说，你们不会失败，经过五年、十年斗争会胜利的。当阿尔及利亚朋友感谢中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时，毛泽东连声说，应该如此，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向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朋友表示，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据悉，法国曾试探中国可否在支援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些让步。中方重申，支持一切要求解放的民族反抗侵略者，是中国的一贯立场。直到阿独立后，中法才建立外交关系。在阿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期间，中国曾向阿方提供7000多万元人民币包括物资、军火和现汇的各类援助。阿临时政府负责人多次感谢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人民和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分别开展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是兄弟朋友，受苦受难的人，应该互相帮助。中国政府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以及各解放组织驻非洲国家的机构予以各类援助。莫桑比克等国后来获得独立，长期以来一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民族解放的大力支持。
毛泽东当年十分关心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早在1954年5月，他就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表示完全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中国政府曾积极支持南非两大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泛非大），包括培训军事人员。曼德拉曾表示，他为了开展武装斗争，阅读了毛泽东等人的一些军事著作。他创建的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曾向中国派遣了一些指战员，受到了中方友好接待。
坚决支持非洲人民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继续进行干涉、破坏、颠覆、侵略等各种阴谋活动。新老殖民主义频频在新生的非洲国家寻找各自的代理人，使非洲大陆一度成为军事政变频发地区。毛泽东坚决支持非洲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并视为同争取民族解放一样重要的事业。
1956年7月，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为收复苏伊士运河进行了一场英勇的斗争。毛泽东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接见埃及驻中国大使时说，“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谴责帝国主义诽谤纳赛尔是“野心家”、“希特勒”，揭露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进行暗杀。并庄严地向对方阐述中方立场：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十分关心苏伊士运河的战局，提出了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由周恩来转达给埃及政府。与此同时，北京约50万和全国各地上亿群众，进行连续三天的集会游行，谴责英法侵略。中国政府还反对美国企图趁机取代英法在埃及建立自己的势力。此外，我国政府还采取具体措施支援埃及人民，例如，以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汇援助埃及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物资。纳赛尔总统十分感谢中国气壮山河的正义行动，致信周总理，“你们对于我们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我们有决心去粉碎英法和他们的走卒以色列侵犯埃及主权的帝国主义企图。”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加纳成为西非反帝反殖的中心地区。帝国主义和反对派处心积虑要谋害恩克鲁玛总统，就在周总理1964年1月访加纳前十天左右，发生了一起行刺恩克鲁玛的事件。周总理为表示中国政府支持恩克鲁玛总统的决心，坚持如期往访，并带去了毛泽东主席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信中对敌人谋剌罪行表示极大愤慨，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对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碍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恩克鲁玛接到信后，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并当着周总理的面将慰问信交给新闻官全文发布。第二天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加电台多次播出，非洲人民热情赞扬中国对新生的非洲国家表现了真正关心和全力支持。
刚果（利）[今称刚果（金）]于1960年6月独立，由于其处于非洲中部心脏地带，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加上矿产资源丰富，有“非洲原料仓库”之称。1961年1月，刚果民族英雄、政府总理卢蒙巴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假手刚果反动势力冲伯集团杀害。在这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毛泽东坚决支持刚果（利）人民的正义斗争。我国下半旗志哀，北京举行50万人的群众大会，强烈谴责美国、比利时及其仆从杀害卢蒙巴的严重罪行。此后，刚果(利）人民反帝反殖浪潮不断高涨。1964年11月，毛泽东发表支持刚果（利）人民的庄严声明，天安门广场举行70万群众大会，连同上海等11个城市共80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强烈声讨美国侵略刚果（利）人民。中国政府还应非统组织要求向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医疗器械和药品及财政援助。毛泽东还亲切接见来华的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领导人，并介绍中国革命和经验以及斗争策略。毛泽东对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一直持光明磊落的态度。1973年1月，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刚果（利）后改为扎伊尔]访华时会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坦率地说，我们是支持卢蒙巴的，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呀，我有啥办法啊！蒙博托被毛泽东坦诚的大政治家气魄所折服。
帮助非洲人民建设国家
毛泽东在1958年9月就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他热情地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不仅要帮助非洲国家赢得独立，还要帮助他们建设国家。
我国和非洲一些国家建交后，普遍签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我国政府往往提供数千万或上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对于这些贷款的还款，如果对方有困难，中国决不逼债。我国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建项目，包括农牧业、渔业、轻纺业、交通运输业、电力机械、食品加工等广泛领域。还根据非洲人民爱好体育的特点，修建了一大批体育场(馆），这些设施连我们许多省都没有。我们还向非洲国家普遍派出医疗队，受到非洲人民广泛赞扬。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指示主管部门，不要让有些国家因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要求我国农技人员尽快顶替台农耕队从事的项目。
我国严格根据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这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马里是西非内陆国家，经济十分落后，中国为马里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就为马里援建了制糖厂、卷烟厂、火柴厂、榨油厂、纺织厂、皮革厂、造纸厂、玻璃器皿厂等工业项目，还帮助他们种茶树和甘蔗，彻底否定了殖民主义者所谓“马里不能种植茶树和甘蔗”的观点。我国多次向马政府提供无息贷款以及财政援助，帮助马里渡过西方国家卡其脖子造成的困难。1964年11月，毛泽东亲切会见了到访的马里总统凯塔，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凯塔总统回国后在全国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时，盛赞中国的热情友好。他说，中国人民宁愿自己过俭朴生活，省出钱来支援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不发达国家的建设。今后马里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同马里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
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就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以巨大的魄力做出了援建的决策。坦赞铁路被誉为“友谊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20世纪60年代初，坦、赞两国为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以及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非常需要修建连接东、中、南非洲地区的铁路。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
1965年2月，尼雷尔首次访华时，向我国正式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他诚挚地说，“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让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样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会见尼雷尔时以明确的态度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仍可以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说，“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也向我国提出修建坦赞铁路要求。毛泽东会见时，向卡翁达风趣地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卡翁达感动地说，“赞比亚只有帮助非洲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毛泽东当即表示：“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18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卡翁达深为感动。以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首先称赞中国是非洲的“全天候朋友”。非洲朋友惊叹中国对非洲的无私真诚的大力援助。西方对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极为震惊，惊呼“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
赞扬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毛泽东始终把非洲国家和人民视为最可信赖的真诚朋友。20世纪50年代，我国执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时，即把广大亚非国家作为国际上团结和合作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是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接见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论断，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就亲切地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尼雷尔频频点头，表示完全同意。1974年尼雷尔访华时深情地说，“坦桑尼亚是非洲大陆的一个小国，它既不富裕也不强大；它们1400万人民在数量上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当我们在这个伟大国家里受到这样隆重和盛情的接待时，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做是有重大意义的。你们是在又一次明确表示，中国承认所有人的人格和所有国家的权利，而不论他们的力量是大还是小。”他称赞中坦之间关系'是“一种平等伙伴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他国内部事务。1967年10月，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团访华。当时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因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影响，在10月1日国庆招待会讲话稿中，不顾刚果（布）方面反对，硬要点名反对苏联，而且在祝词中只提总理努马扎莱，不提总统马桑巴一代巴。结果刚方采取抵制措施，其内阁成员和各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均不出席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毛泽东在接见努马扎莱时，尖锐地指出，中国大使馆“有人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将人家接受不了的口号强加于人”，要求努马扎莱回国后“问候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并强调“千万要把问候带回去”。刚方十分感谢中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
毛泽东衷心感谢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热情支持。1971年10月25日，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的决议。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非洲等76个国家的支持下，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等等。毛主席获悉后曾生动形象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个“抬”字极其传神地表达了非洲朋友对中国的热情、真诚、欢迎之意，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表达了我们对非洲朋友深藏的感激之情。毛泽东的这句话深获非洲国家赞赏，长期以来成为反映中非友谊的经典名言，也成了中国人民不忘非洲国家帮助的箴言。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同第二次访华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见时，首次向非洲朋友披露了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思想，显示了对非洲朋友的高度信任。他轻松幽默地向卡翁达娓娓道来，“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还热情地请卡翁达提出研究意见。卡翁达高兴地多次表示,“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时隔一个多月，毛主席点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详细阐述了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此后，“三个世界”理论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生命晚年、重病期间仍然非常尊重和想念非洲国家人民。1975年4月中旬后，毛泽东因健康原因已长期没有会见外国朋友。6月下旬，加蓬总统邦戈继1974年10月访华后又一次访问中国。毛主席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1975年6月27
日。”据悉，毛泽东写此信时正患严重的白内障眼病，信是他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好几张纸。每一页每一字都饱含着老人家对非洲朋友无限真挚的情意，也展示了毛泽东对非洲朋友谦和与尊重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在非洲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世界沉浸在悲哀之中，非洲许多国家下半旗志哀一周，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和留言，人民群众排着几里路长的队伍，低首哀思，默默地走进中国大使馆，在毛主席遗像前深深地一次二次地鞠躬，致以无限崇敬和沉痛哀悼。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主席称颂“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说，“毛泽东的英名将永载史册”。曾经两次见到毛泽东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满怀深情地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政治家，是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位最伟大的缔造者。”
在西非，几内亚总统杜尔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现代史上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黑人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国家元首戈翁说，“这位敬爱的和无与伦比的领袖的逝世，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损失。”马里总统特拉奥雷高度赞扬说，“毛泽东的业绩和制定的原则以及他的政治家品质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毛泽东主席像一颗明亮的巨星，以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整个世纪。”
在东非，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极为诚挚地表示，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他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尼雷尔亲自率领众多部长来中国大使馆吊唁，并指令政府下半旗志哀九天。
在中部非洲，加蓬总统邦戈说，“这位杰出的导师、中国的伟人，无与伦比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将永远影响全世界各个时代的历史。”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说，毛泽东主席是非凡的历史伟人，对改变世界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南部非洲，卡翁达总统发来长长的唁电，深切悼念，“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进行无私合作”，“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无私地献身于全人类事业”，他“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博茨瓦纳总统卡马，长期受西方影响，与中国建交才一年时间，他也袒露了敬仰之情。他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毛主席的名字和教导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们大家。”卡马这些评价深刻地反映了非洲国家无论是同我国建交早的老朋友，还是刚建交的新朋友，毛泽东在他们的心中都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和声望。
（本文作者：中国前驻开普敦总领事）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