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陕西述考

邓小平与陕西述考

陈答才

邓小平是20世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代伟人，他的名字始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脉搏同步跳动。陕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新中国平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及开展“三线建设”的关节点、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地带。邓小平与陕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三秦大地留下了邓小平难以磨灭的历史足迹，生动记录了邓小平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为革命胜利和国家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归国革命首站西安，激扬播撒革命火种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派”党员，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乘法国邮轮漂洋过海历经39天在风浪中搏击，10月9日抵达法国，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勤工俭学生活。1922年2月，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革命思想。同年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1923年夏开始，邓小平已进入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从此正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职业革命家。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旅欧共青团员80余人全部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16日，邓小平出席旅欧共青团五届一次执委会并当选为书记局成员，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的同志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邓小平离开法国经德国到达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后到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创办的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山大学，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史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相关课程，这期间，邓小平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一栏写的是“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西北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于5月访问苏联，希望从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选派革命同志到他的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冯玉祥回国，五原誓师，攻克西安，西安一时成为国共合作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红色都城。

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1926年底，邓小平和第一批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的20多人，从莫斯科启程踏上了游子归国的旅途，多次换乘、途经蒙古，1927年2月初乘苏联为冯玉祥运输子弹的卡车回国，骑骆驼八天八夜穿过沙漠到达银川，2月底骑马经宁夏、甘肃第一次踏上陕西的土地，经陕西彬县、礼泉、咸阳，于3月底到达西安。

西安是邓小平回国投身革命活动的第一站，他被分配到由中共党员史可轩和李林分别担任正、副校长、素有“西北黄埔”之称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二十条》等课程。邓小平留法期间对革命知识的涉猎，留俄期间对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造就了他丰富的学识、扎实的理论，据中山学校学员姬鹏飞、黄镇、苏进的回忆，邓小平“操四川音，谈锋甚健，语言生动形象，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对比强烈，引人神色向往，如痴如醉”。作为政治教官的邓小平具有高超的讲课艺术，据学员胡震回忆，邓小平工作繁忙，不辞辛劳，时常工作到深夜，他讲课善于课堂互动，曾经提问过胡震，发现胡震具有一定的能力，时间不长胡震“就当了分队长”；学员郑殿华也回忆，他听过邓小平作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政治报告，“讲得生动精辟，通俗易懂，对我们的鼓舞教育很大”。另据学员雷展如回忆，邓小平讲课风格可谓生动、风趣、幽默、活泼，他“要求每个革命军人应遵守革命纪律，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精神”。

此外，4月至6月期间，邓小平在西北军官学校和西安中山学院承担了授课任务。这些学校，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含了邓小平的心血和付出。

邓小平利用各种场合宣传革命思想，1927年5月20日，他应邀出席了陕西青年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苏俄之近况的报告》，报告有声有色，极富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23日，在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六名执行委员之一，24日，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上被推选为三名常委之一，负责组织工作。6月12日，邓小平应邀出席了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召开的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了宣传革命和科学的演讲，进一步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1927年6月，汪精卫、蒋介石先后在郑州、徐州与冯玉祥就“反共”会谈，6月底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和辖区内开始“清党”反共，邓小平得到消息后，不得不离开西安去武汉找中共中央。

革命时期的十年间七次踏上三秦大地，投身火热的革命实践

从北伐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35年到1945年，邓小平先后七次踏上陕西这片革命的热土。

1935年10月，邓小平随原红一方面军改编的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于19日到达陕西保安县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10月底，邓小平随军到达甘泉下寺湾，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为准备即将发起的直罗镇战役，邓小平随军到达富县北道镇一带实地查看作战地形；月底，邓小平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创建巩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次是邓小平阔别陕西八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1936年2月，为东进抗日和讨伐阎锡山卖国行径而进行的东征战役打响，邓小平随红一军团离开陕西、渡黄河进入山西，部队深入山西腹地、占领大片地区。5月初，邓小平随部队西渡黄河，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这是十年间第二次来到陕西。随即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东征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18日，为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延川县大相寺发布了西征战役命令，19日邓小平随红一军团到达吴起镇集结，准备西征，28日离开陕西向甘肃省元城镇地区进发，攻克曲子、阜城、环县、洪德、固原等地，此间妥善处理了俘虏和民族问题，积累了地方政权建设的经验，加强了部队建设和党的建设。1936年12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上旬，他随部队到达陕西旬邑、淳化、泾阳等地驻防。这是十年间第三次踏上陕西的土地。

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步伐的加快，1937年2月，邓小平随红一军团移驻甘肃正宁、宁县开始整训并准备改编工作。1937年6月，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接替杨尚昆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邓小平前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第四次回到陕西战斗，出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任职期间就抗战、党的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和正规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9月，邓小平先后经过富平瓦窑头、怀阳、美原、陶池、庆兴、澄城、合阳，于16日从韩城芝川镇乘木船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1月出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形成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刘（伯承）邓”组合。

1938年8月，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关于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电报，28日，邓小平和彭德怀从山西省屯留县故县镇启程，经壶关、陵川、高平、晋阳、阳城、垣曲、渑池、西安，于9月11日到达延安，参加了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在10月6日的发言中，谈到国民党抗战的两面性、巩固华北、坚持游击战、实现地方武装和政府武装及正规军互相结合、注意政权建设等问题，29日，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了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23日经西安，辗转返回太行山。邓小平第五次在陕工作，生活近两个月。

1939年4月，邓小平第六次踏上入陕征途，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29日到达延安，同毛泽东在中央组织部相遇，和邓发、萧三在毛泽东的住处杨家岭吃晚饭。5月15日，邓小平撰写了《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阐述了抗战两年来华北一部分地区敌后方的环境及特点、两条不同的路线、如何巩固团结统一、政权问题、动员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武装问题，该文刊载在当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72期上。7月3日，邓小平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政治口号，7日，他在延安各界抗战两周年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八路军抗战两年以来，收复了广大失地，死伤达十万以上，阐明了八路军坚决抗战的奋斗牺牲精神；16日，邓小平在《群众》周刊（重庆版）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一文指出，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同胞的，不但是光荣的战绩，更主要的，还是它的一颗赤诚为国的心。回击了国民党“游而不击”“不游不击”等污蔑之词。9月1日，从延安到达太行山。

这十年间，邓小平第七次来陕是因1945年6月10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塑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29日，邓小平离开左权县麻田镇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期间，他发了20余封电报，涉及解放区人代会、行政划界、财政、地方工作、军事等诸多问题。8月9日，出席了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邓小平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出任新组建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23日，邓小平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讨论并决定了重庆谈判的有关问题。8月25日，离开延安飞抵山西。

从1935年到1945年，十年弹指一挥间，邓小平七次踏上秦地热土，投身火热革命实践，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设时期九次莅临三秦大地，阐发珍贵建设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最早来陕西是在1952年。这年夏天，邓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曾回忆说，“西安，我是1952年底来过的”，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邓小平应该是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方面援助建设的项目15%布局在陕西。1953年11月，邓小平两次关注过陕西，9日，在铁道部《关于从速修通宝成线研究结果的报告》上批示：此件请印送中央同志，并列入中央会议议程；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就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指出：“除陕西关中地区不宜推至五月，而应尽量争取于三月底以前完成外，余均同意。”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第二次来陕是在195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21日乘飞机到西安视察工作，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23日上午，邓小平召集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陕西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了解陕西省基本建设情况，在谈到生产中的浪费情况时指出：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毫不心疼。可见，邓小平较早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会后，和朱德等视察了八四七厂。28日，和李富春等视察了八五三厂，之后从西安乘飞机回到北京。

1957年4月7日，邓小平从甘肃抵达西安，第三次来到陕西。8日，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一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认为“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鲜明地指出了以建设为中心、建设具有长期性。二是表达了正确认识基本国情、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既要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又不要夸大成绩，“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邓小平批评了浪费现象，提出“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我看真正讲节约的应当是社会主义”。三是强调了加强学习是搞好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要学习苏联成功的经验，借鉴苏联错误的教训，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经验，“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四是提出了在建设方面的两条指导思想，一方面建设要立足于不脱离国家的现实，搞建设要讲经济实用，“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另一方面充分考虑群众的需要，坚持群众观点，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搞好建设工作。五是突出了搞好建设关键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要善于加强学习，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按照八大关于党和党员要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的思想，提出了加强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要开好”，“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还提出农村合作社、学校、军队都要扩大民主生活和群众监督，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这些重要思想与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内容一脉相承，是邓小平理论的先声。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6月10日至16日，邓小平到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等地具体指导整风运动，听取西北、西南、华东各省市负责人关于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情况的汇报，先后出席陕西、四川、山东等省的党员干部会议，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一次密集出行首站西安，这是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四次来陕西。

1958年1月9日上午，邓小平乘飞机离开北京到达西安，10日，听取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反右派和整风运动情况，他在谈话中指出：整风运动是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工厂中进行整风有两条要注意把握，一是领导干部主动“下楼”，检查自己，解决问题；一是向职工进行阶级教育。之后，离开陕西赴四川视察工作。

按照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变成调查研究年的指示，1961年1月至3月，邓小平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月28日，他一路南下，视察工厂、察访民情，马不停蹄，先后经过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和漳州、株洲、衡阳、广州、昆明、成都，于3月1日下午到达西安，晚上离开西安赴洛阳。这次路过西安，是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六次来陕。

1964年4月5日至20日，邓小平和彭真、康生率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离开北京，在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参观考察。4月15日，邓小平一行乘飞机离开长沙到达西安，16日，同有关人员谈三门峡水库上游治理问题，提出了三门峡治理的方针是，上边拦泥，下边防洪排沙，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搞好治理了，可以多出商品粮，搞不好，就要出大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17日，邓小平赴三门峡水库视察。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的具体实践。1966年邓小平先后两次来陕西。3月9日，邓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乘专机离京到达西安，考察西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10日，邓小平听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关于西北局工作的汇报，在询问西北机床生产能力后指出：总得要研究这个问题，要在三线建立机床生产能力；军工厂要向专业化发展，还要做民用的东西，较早提出了“军民融合”的思想。还指出要搞好水土保持工作，艰苦奋斗；要重视粮食基地建设，增加国家粮库储备，藏粮于民，增加生产队和群众的粮食储备。14日下午，邓小平听取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汇报，提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表现好的地主、富农不再给“戴帽子”的问题；提出了工业搞好配套问题，发展小工业是个方向性问题，工业要走专业化、协作化的道路，把城市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对“四清”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上述这些思想，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3月15日，邓小平离开陕西去兰州。此次是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第八次来陕。

随后，邓小平在甘肃、青海视察，4月2日，邓小平再次来到西安。3日，乘专机到延安考察，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陈列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4日上午听取延安地委书记韩平汇报发展情况，邓小平在谈话中表达了工业为农业服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的思想，提出要保持延安艰苦奋斗的本色；下午，在接见延安各界代表并合影留念后，从延安乘飞机飞回北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邓小平第九次莅临三秦大地。可见，邓小平在三秦大地阐发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建设的思想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新时期三次驻足关中平原，格外关注陕西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三次在陕西大地驻足，十多次谈及陕西发展，他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为陕西等西部地区大开发指明了方向，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来到陕西指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工作，以身作则带头端正党风。1980年6月30日，邓小平乘专列由北京前往西安，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参观考察。出发前，指示中央警卫局通知各地：不搞迎送，不请客，外出参观、考察，不断绝交通，不坐小轿车，一律乘面包车。7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省长于明涛陪同下，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听取工作人员关于秦兵马俑的出土和博物馆建馆情况的介绍，了解如何搞好文物保护方面的情况，在工作人员请他用手握一把出土最完整、最光亮的青铜长剑时，说：我手上有汗，拿了会损坏文物的。在工作人员给他戴上手套后，才将青铜长剑接到手中仔细端详，他说我们在秦代就有这么高的技术，真是了不起。7月2日，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7月3日，乘专列离开西安赴四川考察。

此后，有两次途经陕西、短暂驻足。1982年9月19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乘专列赴四川访问途中，专列停在宝鸡至广元区段的观音庙车站，邓小平陪同客人下车参观沿途锦绣河山，这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陕西，当他们了解到观音庙车站是炸掉四个山头、填平四处深沟建成的时候，金日成说：“了不起，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邓小平也发出无限感慨：“是啊，有了宝成铁路，蜀道变通途！”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三次来陕西，是1987年2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乘专列由四川返回北京路过宝鸡时，兴致勃勃地下车参观了刚刚落成的宝鸡火车新站，这次外出视察没有具体任务，没有当地负责同志陪同，没有新闻记者簇拥。邓小平和王震认真欣赏着候车大厅悬挂的《秦岭丰碑》和《青铜器之乡》两幅壁画。邓小平的女儿在旁边讲解，邓小平边听、边看、边点头。

此外，邓小平多次关注陕西，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及陕西，内容涉及对外友好交流、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人才使用问题等等；关于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邓小平十多次谈及延安时期、延安精神、延安作风。

1978年7月17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开曼群岛指南报》董事长安东尼·詹金森爵士，接受了客人赠送的1938年他作为伦敦《每日简报》记者访问延安时拍摄的部分照片和撰写的文章。10月28日，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出席奈良县知事奥田良三和奈良市长键田忠三郎联合举行的宴会，席间他说西安和奈良都是古城、结成友好城市很好，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交流。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提出，要对包括西安的半坡村、秦始皇陵在内的名胜旅游区整修一番，要搞好旅游景区的建设。

1980年2月中旬，邓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拟同意恢复西安音乐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的请示》报告。10月10日，他在会见约翰·莱因哈特博士为团长的美国政府文化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现代的东西少，古代的东西多，西安代表古，长城也是代表古，但不管古还是今，对增进两国人民交往、增加了解都是重要的。1983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阅《情况汇编》刊载的《一位获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一文时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该文反映我国一公费留学生于198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回国后一直没有被分配适当的工作，一年半后又被派回原来工作的陕西省富县广播站做普通工人。为此，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组织、宣传、统战部门在1984年上半年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再进行一次认真检查，边检查边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对待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西安是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要进一步开放。3月19日，他审阅《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报送的（拟将他1941年5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收入丛书）报告作出批示：“编委会同志：对宣传队的报告，我看了一遍，觉得内容还可以，但文风欠佳，以不再发表为好。”此文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后，又批示同意发表。1986年9月5日，邓小平为《西安事变简史》题写书名。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2年初，邓小平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思想，为包括陕西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大开发提供了重要历史发展机遇，极大地推进了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就现有材料看，邓小平20次来陕西的记录，是他所到省份次数较多的，足见邓小平与陕西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对陕西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同陕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作者，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黄艳）

　（来源：《百年潮》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