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反对搞特殊化
徐伯黎在《检察日报》撰文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自己办学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某团长的孩子，产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将来有好处。不久，刘太行和普通的农村孩子一样，坐在破旧、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孟可摘编）
（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