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中共七大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75周年纪念日。党的七大是党史上“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页。]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经过曲折发展，走向成熟的里程碑。2020年也是陈云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在两个纪念日交汇之时，笔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文献及陈云生平研究的工作者，想从陈云与七大关系的视角，在人物与历史结合的分析中，对党的七大历史有所研究，侧重阐述对党建具有重要启示的思想、经验和智慧。

一、 陈云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的贡献

党的七大是党史上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最长的一次。1928年六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 《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党中央1929年召开七大的计划没有实现。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召集”党的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主要任务。[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26页。]由于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中央苏区，加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战略转移，形势危急，七大召开的计划未能实现。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局势相对稳定后，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重提召开七大议案。

陈云1935年6月离开长征队伍，赴莫斯科，后转至新疆，连续完成党中央交付的特殊任务，1937年11月29日到达延安。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是陈云返延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组成毛泽东为主席、陈绍禹（王明）为书记的25人七大准备委员会，陈云是成员之一；陈云并同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陈绍禹组成委员会下设的秘书处。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陈云参与了七大筹备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七大筹备问题，陈云因病未出席会议。会后，陈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同时出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力领导中组部及中青委，推动党的组织在全国迅速恢复和发展。从4月到9月，陈云九次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参与讨论山东、绥远、内蒙、陕西、河南、东北、陕甘宁边区及国统区和在青年中开展党的工作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对实现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出全面规划，毛泽东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13项党建要求[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535页。]。会议通过《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了七大中心任务和主要议程等。[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774—776页。]陈云在会前，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解人，气量大，用的好，爱护人”的“用人之道”[ 《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使毛泽东会上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方针的落实有了政策抓手。

从1938年起，中组部在陈云领导下，努力在全国推动党组织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党中央到达延安时，全国党员仅有4万人左右，1940年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1945年七大召开时达121万人；[ 参见齐卫平《论思想革命意义上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延院文库《中共党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页。]并培养、锻炼出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党的七大召开奠定组织基础。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好七大需要的材料。1938年11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等地发出的指示中提出：“须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供七大讨论的材料”[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86页。]。随后中央军委成立“华北战地考察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接见过考察团的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方强《载入史册的宏图盛会》；李颖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95页。方强时任中央军委“华北战地考察团”团长。]。

1939年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向各根据地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第三号），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开始召开代表会议，选举代表；同年下半年，各地代表开始向延安汇集。[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5页。]中央成立以任弼时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陈云是委员之一。陈云认真审阅了七大代表的档案资料，许多党的高级干部的历史情况，就是在次审定工作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新时期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清楚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如“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和王鹤寿的平反等。参见《陈云传（修订本）》（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9、1492页。]。1941年春，各地选出的340名代表已有306名到达延安。3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计划在5月1日召开七大，并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商议150名旁听代表名单，提交政治局批准。[ 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页；《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中组部日常干部管理与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工作的结合，使陈云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系统的干部政策思想。比如：选择干部“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原则；使用干部“坚持人、事两宜”兼顾的原则，“放手使用，同时经常地适时地检查和帮助”的原则；教育和培养干部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的原则；加强党内干部团结及与非党干部团结的原则；坚决纠正干部问题上存在的家长式作风、搞个人系统、阳奉阴违、滥用纪律惩办干部、轻视干部政治生命的错误倾向；建立和健全干部部门“经常了解、考核、选拔干部，向党委提供意见”的管理制度等。[ 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11—219页。]陈云这些政策思想，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产生长久指导意义，奠定了党管干部的组织制度。陈云对待干部严谨认真的态度，公道正派的作风，赢得全党赞誉和信任，为党的组织工作部门的同志树立了楷模。

鉴于战事紧张，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如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不能如期抵达延安；加之党内思想状况，特别是遵义会议后，虽然解决组织问题，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但没有从思想路线高度，对过去“左”和右的错误进行清算，故七大召开的思想条件还不成熟。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整风学习，促进全党思想统一；政治局原定五一召开七大的计划搁置，已到延安的代表编入中央党校学习。

从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党中央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整风运动，表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全党政治思想上的高度自觉和深刻觉醒。延安整风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形成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全党空前统一，为七大召开准备了成熟的思想条件。

陈云对延安整风作出重要贡献。1941年10月14日，党中央决定成立党建研究会，由张闻天和陈云负责，对党章、党员、组织原则（包括组织机构）、干部政策、支部工作、两条路线斗争、领导方式、党与群众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巩固党、党内教育、自首分子等12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个研究会为整风运动作了理论政策学习方面的准备。1942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接受陈云建议，成立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王稼祥为主任、陈云为副主任，系统总结十年内战和抗战五年党在白区和国统区的工作。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总结的分工是：邓发负责职工运动，陈云负责组织工作，李维汉负责公开与秘密工作，康生负责特务工作，周扬负责文化卫生工作，彭真负责农民运动，陶铸负责监狱斗争与自首分子问题。抗战五年来国统区工作总结的分工是：博古负责统一战线，陈云负责组织和群众工作，康生负责对付国民党各种反动政策，凯丰负责青年与文化工作。为了加强和完善这项工作，2月11日，政治局会议又接受陈云的建议，决定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增加李富春、王若飞为委员，陶铸为秘书；并按照问题组织小委员会，其中农运委员会由王若飞、彭真、古大存、张鼎丞组成，职工运动委员会由邓发、吴德组成，少共与青运委员会由冯文彬、凯丰、陆定一、朱理治、李华生组成，组织工作委员会由陈云组成，文化委员会由周扬、李初梨、陈伯达组成，白军与统战工作委员会由柯庆施、欧阳钦、郭晓棠组成，特科工作委员会由康生、王学文、孙志远组成，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委员会由李维汉、邹凤平、贾拓夫、赵振声组成，宣传教育委员会由凯丰组成，监狱斗争与自首分子问题委员会由陶铸、王德、王鹤寿、陈伯村组成。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每周例会一次，陈云提议政治局委员参加。[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387、402、404页。]这个由陈云提议并参与组织的委员会，对系统总结两个时期党在白区和国统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作出重要贡献。

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后，1942年4月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党校、中央直属系统、各校（军事学校除外）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中央军委系统五个学习委员会，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军委系统的学习；同日，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被中央宣传部列在首批推荐的18个学习文件中。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委托王稼祥、陈云再考虑高级学习组准备增加的人员名单；这份最后由陈云审定的名单，在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5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五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409、413、41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

按照中央安排，陈云1942年10月和11月，先后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1943年3月又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讲话。在这几次讲话中，他对党的干部如何增强党性，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如何加强党性修养，提出精辟见解。其中共产党员要“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无整个革命的前途，即无个人的前途。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的教导；“行行出状元。办法是：各安其位，精通业务”的教导；“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的教导；关于文化人不要以特殊党员自居，在党看来，文化工作者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作文化和文艺工作的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教导等；[ 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58、269、273—274、276、277页。]都深刻触动与会者，给他们留下终身难忘的教益。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刘白羽回忆说，陈云同志关于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的“警世之言，一直像雕刻在山石上的铭言深印在我的心灵上”[刘白羽：《回忆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育》；《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页。]。

1940年，抗日根据地在日寇疯狂进攻、国民党军事扼制及经济封锁下，陷入极度困难，财政异常窘迫，从1941年起，各抗日根据地开始生产运动。毛泽东把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一起，作为抗日根据地生存具有决定意义的“两个环子”，指出其“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在适当时机抓住这“两个环子”，“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当时西北局不仅负担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供给，中央财政供给也要分担，任务重大。为加强西北局财经工作，1942年10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贺龙为主任，南汉宸、叶季壮、高自立、朱理治为成员的西北财经办事处。但贺龙军事斗争领导任务异常繁重，无法集中精力于财经工作，西北财经任务又十分艰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于是根据毛泽东提议，1944年3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办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协助贺龙、事实上是主持西北财办工作；中组部部长一职由彭真接任。

不少人对陈云工作的调动不理解，认为陈云降职了，并对其中原因作出各种推测。在了解这段历史后就会明白，毛泽东的提议及中央政治局的认可，正是对陈云的依重和信任。当时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在金融、贸易、财政以及生产等方面积累不少问题，亟待强有力的领导人扭转被动工作局面[ 参见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1944年4月）；《任弼时选集》第317—348页。]，而党内能够承担起经济领导工作重任的帅才不多。陈云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为党筹集经费，卓有成效，受到共产国际的赞誉；到苏区后，又与刘少奇一起纠正工会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推动了苏区经济的发展；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期间，陈云在列宁学校特别班，系统学习过政治经济学理论。故毛泽东及中央的考虑是有着坚实依据的。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以一生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在中组部工作出色，到西北财办后，他依然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和希望，一年左右，就落实了任弼时1944年代表中央在陕甘宁高级干部会议演讲中提出的财经工作方针，使陕甘宁财经局势有了根本性扭转[ 参见迟爱萍《历史大潮话陈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延安财经形势的好转，直接为七大的召开，提供了物质保障。陈云还直接领导了七大经费的筹备工作。[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473、481页。]

总之，陈云在任中央组部部长及后来主持西北财办工作期间，从组织、思想、物质三个方面，为筹备七大和创造会议召开的成熟条件作出重要贡献。1944年5月21日，陈云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主要是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目前掌握的历史文献看，陈云没有参加具体讨论；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时，陈云明确表示赞同，并指出提拔干部不能太快，否则不利于工作。4月21日，在七大预备会上，陈云被确定为16名主席团成员之一。

二、 陈云在党的七大的发言及其影响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陈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9日在大会上发言。陈云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部分观点，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长久的指导意义。

陈云的发言立足如下历史情况。第一，共产党经过24年英勇奋斗，已成熟壮大。第二，临近抗战胜利的“世界大势、中国大势”是我们“处在决战的前夜”。共产党的志向是“解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里”，并要马上做这件事，“开七大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 《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97页。]第三，从1927年到党的七大，工作重心在乡村。而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快要离开农村”[ 《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共产党需要新的学习、新的准备。上述共产党的巨大成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坚强的政治、军事、社会基础，同时历史条件的变化，也使共产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

陈云任中央组部部长近七年。长年的组织工作使他感到，党内干部中存在着“喜欢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只能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的“骄傲之气”。面对胜利，党内骄气将进一步严重。为警示全党，已不是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以在此站位上的口气，在发言中向全党做了如下“交代”。

（一）共产党的干部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陈云深刻分析说，党的干部为什么会“骄傲”？因为觉得自己有功劳。正确看待自己工作中的成绩，要把握好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把次序倒转为“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不符合道理。推动历史进步的，不是哪一条英雄好汉，是人民；革命事业能够发展，是党的领导和影响作用的结果；“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骄傲之气，对党的干部是“包袱”，“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里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不克服就会“跌跤”。“中国共产党里有好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最显著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张国焘。[ 《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91—296页。]

（二）共产党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陈云从认识论角度分析说，人为什么会犯错误？除个别人立场不正、心术不正外，是因为把客观事物看错了，行动就错了。所以，当别人指出错误时，不要讳疾忌医，要虚心请教，认真纠正，这样可少犯错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样就怎样。愈要面子，愈要丢脸。正确态度是不怕丢脸，诚心诚意改正错误。共产党员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面子吗？丢开面子，讲真理，怎样对老百姓有利，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强调个人面子，讨论问题就不客观，看问题就会搀杂个人角度和得失；立场不正，就看不清客观，不会讲真理，结果害人害己。[ 参见《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96页。]

（三）共产党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七大处在历史关口，共产党责任重大，工作好坏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肩上担着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的责任。搞得好，胜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搞得不好，革命胜利会推迟很多年，要牺牲很多人。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老百姓派我们当代表干革命，带领他们求解放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共产党。我们必须“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该丢的东西，统统丢掉”。现在全党的任务是增加力量，扩大解放区和减少沦陷区。对个人来说，增加就是要学习，减少就是要放下“包袱”，放下“包袱”就是增加力量。“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 《陈云文选》第一卷，第297—298页。]

陈云一席话平实、朴素，但极其深刻，由浅入深地阐释了列宁关于人民、阶级、政党、领袖之间关系的理论，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作“交代”前，陈云非常诚恳地算了自己的“账”。他说，我当中央委员十多年有两条教训。一条是要有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精神。当一个事情作了决定，要看一看它与客观是否相符。另一条是对当大官要有正确态度。要想清楚当的是什么性质的官？本领同这个官位配不配？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共产党的中央要决定这么多人的命运，搞不好要死人，死几万、几十万，人头滚滚。这样的重担压在身上是要汗流浃背的。[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478—479页。]

陈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一席话，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几代人。20世纪80年代初，党处在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刻，因“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内纪律废驰，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谈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时严肃指出，当前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存在涣散软弱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8月3日，胡耀邦在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讲话中，传达了邓小平谈话精神，并强调“全党都必须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增强团结，改进工作”。胡耀邦引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的论述：“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开展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291、295、299。]。在此背景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以《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为题，印发陈云在七大发言中的一部分，指出陈云生动地、深刻地阐述了共产党员应当怎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个人的功劳和错误；号召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切实改进党的领导作风。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印发的陈云在七大上的发言。1982年1月，中央纪委和中央宣部先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委和宣传部门的干部，“认真学习陈云同志这篇发言，并身体力行”[ 《 中纪委要求各级纪委干部学好〈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勇敢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人民日报》1982年1月4日。]。使陈云同志倡导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思想，深入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去，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劲的正气。”[ 《中宣部要求各级宣传部门学习〈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广泛运用宣传工具支持正气打击歪风》；《人民日报》1982年1月14日。]

1998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是临近新世纪对全党的一次政治思想洗礼和武装。在“三讲”教育中，有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和庸俗的关系学，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针对类似问题，《人民日报》特发短文《真理与面子》，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陈云同志倡导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作风，抛开“面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不做表面文章，为真理而斗争。[ 参见赵建平：《真理与面子》；《人民日报》2000年9月12日。] 2005年6月13日，胡锦涛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党学习陈云同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非凡胆识和坚定立场”，学习陈云同志“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的精神；并以实例说明陈云同志是“为了人民利益敢于坚持真理的典范”[ 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

陈云七大发言中倡导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以及个人工作中的成绩，首先属于人民，属于党，然后才是个人作用的“功劳观”，是共产党员政治品格修养的准则，是党内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方针，其思想价值经久不衰，成为毛泽东党建理论中的瑰宝，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有着广泛的认同和影响。

再把历史镜头拉回到党的七大。陈云七大发言，并不仅限党建内容。七大时陈云在西北财办主持工作已一年有余，发言中自然要讲到“本行”[1945年5月9日，陈云七大发言讲“本行”部分，以《保存农村家务，保存城市机器》为题，收入《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37—440页。] 。陈云这部分发言内容，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明显的实践前瞻性及战略眼光，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对陈云发言的这部分内容及思想价值，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理解。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最困难时期，从1944年起开始局部反攻。为开辟豫西地区，9月至11月，以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及驻陕甘宁边区部队组成4个支队，先后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开展游击战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359旅从延安南下，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师，然后渡过长江，进入鄂南。七大召开时，已处在抗日战争大反攻前夜，党的工作将要发生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陈云在西北财办主持工作期间，正经历了这个历史转变关头。陈云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对全党财经工作提出两点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

（一）要保存农村家务

陈云看到，陕甘宁边区出征部队，“对几年以来生产劳动的结果——农村家务”，有“糟蹋”“浪费”“处置不妥当”的现象。他曾考虑过，在大会上是否讲这个问题。考虑后，认为很有必要。因为这“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问题，在现在是带有全国意义的”问题。我们将来都要进大城市，如果进城“就把家里的鸡鸭搞掉，猪娃子也不留一个，就不好”。陈云提出，将来进城时，要使自己劳动创造的“农村家务不受损失，还要保存。”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有经验教训，其他根据地也要注意。”[ 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37—438页。]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无论开辟新根据地，还是巩固老根据地都需要，这是共产党财经工作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因为物质资源的节约和积累，同生产建设一样重要，对根据地的巩固、拓展和持久均具有战略意义。

（二）要保存城市机器

因抗战中日军的大破坏，城市特别是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与193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已不一样了。国民党管理城市的办法行不通，延安农村根据地的一套也不行，“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搞？陈云还没有成熟的思路，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进城后“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恢复经济就很困难”，必须好好保存机器。[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38页。]对机器重视的观念，是陈云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实践中确立的。陈云说：陕甘宁边区农业第一，这个方针很对，但也是因为没有机器，只能农业第一。“如果有一点机器就可以把工业提得更高一点。”比如我们有了两个发动机，陕甘宁边区每天就可以造40箱洋火，三分之二的经费就解决了。我们有弹毛机，衣服就不成问题；现在没有机器，就只好靠外边的布匹。阎锡山的地盘，比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地盘小多了，但他有织布机，织的是洋布，我们就要买他的洋布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阎锡山从大城市出来，有过大工业；出来时“存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机器，一个是干部”；到晋西南后，机器一搞，又可以织布。而延安唯一的发动机，是李强[ 时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局长。]当作破铜烂铁买的，才1900元法币；如果我们觉悟早点，1937和1938年在西安是有机会买些机器的。延安现在的机器靠沈鸿[时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一厂总工程师。]，他在外边搞过工厂，人来延安，机器也来了，在延安又搞了一点机器，可惜太少。故陈云强调，吸取经验教训，进城后“机器一定不敢搞掉，所有的东西要登记起来”。如果是“私人的企业，我们不没收，要订一个条约，不准破坏，为老百姓多生产一点东西”。如果把生产工具搞坏了，恢复经济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第439—440页。]保护机器，就是保护生产力。陈云悟到了事物的根本。

同期，在中央领导层中和陈云有同样主张的还有任弼时。任弼时在撰写的七大发言稿中指出：“到大城市后，要反对不保护器械财产，随意破坏和浪费的现象。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破坏性。”“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要认识革命的两方面的任务，即破坏旧的建设新的。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 《任弼时选集》，第392、390页。] 但任弼时的发言稿，在七大没有公开。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观点，成为七大发言中独一无二的战略前瞻性主张，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

七大期间毛泽东的两次讲话，都提到陈云要“保存城市机器”的观点。一次是《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说，不一定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把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知识的人集中起来，就是完全的中央委员会。但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发展，一时组成完善的中央委员会，会因为事业发展而不在完全，弥补的办法就是学习，用知识弥补能力的不足。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是因为我们缺乏搞大工业的知识，过去进城后，把机器打烂过。因此“有一个学习的任务”。要通过学习弥补知识不足，以适应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的经济恢复与建设任务。[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66页。]另一次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论》报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关注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观点。他说：“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6页。]毛泽东重复强调陈云这一观点，就是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显露并将突显出共产党在这方面能力的不足，如不改善，此薄弱环节将会成为全局发展中的死穴。

在党的七大，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作的政治、军事、修改党章的报告外；周恩来有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彭德怀、陈毅、高岗、刘伯承、朱瑞分别介绍华北、华中、陕甘宁、晋冀鲁豫、山东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情况与经验，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质忠、陆定一、古大存、李富春相继在大会发言。在众多发言中，周恩来和陈云的大会发言，“给代表们启示尤大”；特别是陈云要“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观点，“格外受到代表们的欢迎”[参见雷云峰、杨瑞广著《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3、704页。]，成为党建理论中的经典格言，广泛和长久地流传。

三、陈云与中共七大相关的两个问题

至此，笔者关于陈云对党的七大直接贡献的论述基本结束。下面想从七大后，陈云与七大相关的视角谈两个问题。

（一）陈云是作为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成员，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

陈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无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多么残酷，他都义无反顾，初心不移，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洪流中，英勇奋斗，出色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一个又一个重任，历炼和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的中坚力量。因为陈云的襟怀坦白、坚守原则、公正无私，且实事求是、足智多谋、精明干练，又稳健慎重，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七大时他在党内已有很高威望，赢得同志们的广泛信任。1945年6月10日，在党的七大全体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19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刚足40岁的陈云，紧跟在五大书记之后。8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彭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4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书记处决定：陈云在任弼时休假期内[ 任弼时自1949年4月起因病休养。]参加书记处议事，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共同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10月27日，任弼时病逝，陈云正式递补为书记处书记。[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7、99页。]因此说，陈云在新中国成立翌年，就正式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小平精辟论述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过程。他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二）党的七大精神，给陈云留下深刻印象，他身体力行，并屡次在党的事业发展关键时刻，反复阐释七大精髓，以激励和警示全党。

陈云讲的最多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全党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特别是在胜利面前一定要头脑清醒。这个思想毛泽东在整个七大讲话中都有贯穿。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最后一部分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在24年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7页。]陈云牢记七大精神，在工作中英勇奋斗，坚韧向前，兢兢业业，谨慎稳健；为党的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为东北财经工作的开拓，作出重大贡献；直至选调中央，主政新中国财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各项事业虽然步履艰难，但很快取得成效，国民经济恢复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的人个人野心膨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2月10日，陈云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讲话中严肃指出：“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顺利的时候要十分警惕，“不小心，骄傲了，同样可以再跌筋斗”。“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创造好的党内政治生活气氛。陈云认为，延安整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我们全党大大地发展了，普及了，我们党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加强了”。解放战争迅猛发展，“中国革命的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三四年时间，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就建立起来了。当时，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真是大大超过了预料。”[ 《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页页。]“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一九五八年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 《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267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扬了七大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实现了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委首次全会上，均向与会者讲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陈云呼吁“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一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 《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53页;《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240页。]

三要向党的七大那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犯错误干部的态度和政策，给全党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在1945年5月24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报告中，苦口婆心地向与会同志讲明这样的道理：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这是理想。只确定这一条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才全面。“对历史不加以具体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 “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任何一个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我们就要和他团结起来。”[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61、363页。]七大选举中央委员那天，毛泽东投票后，没有离开，“直到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开会场。”陈云长期担任党务领导工作，对毛泽东在七大选举方针上的良苦用心有着更深的体会。他强调说：政治问题的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就不要记录在案，“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处理政治问题时应该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实事求是、从全局、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处理。但对于触犯法律的，应当依法惩办。陈云倡导的意见在实践中取得好的效果。这也表明七大精神在党内影响的根深蒂固。

（此文刊《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