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江泽民外交文选》新公布文献简述
江泽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的重要思想，既有对国际关系变化的敏锐洞察，也有对国际形势长期走向的科学判断；既有对我国外交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总体把握，也有对外交工作具体任务的灵活指导，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了《江泽民外交文选》。这本专题文选收入江泽民同志自1989年7月至2003年7月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文稿115篇，其中13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新公布的文稿按照内容主题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外交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相关文稿；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关文稿；三是推进全方位外交相关文稿；四是外事队伍和外事工作相关文稿。这些新公布的文稿，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于深化江泽民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现将这些文稿作一简要介绍。
一
“外交工作必须要有两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搞所谓“制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江泽民经过认真观察和分析后，认为“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他在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坚持和完善，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依据。
1989年政治风波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指责和“制裁”，江泽民从实际出发，运用辩证思维，提出外交工作要坚持“两点论”“两手抓”。《关于坚持外交工作中的“两点论”“两手抓”》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89年7月12日在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他首先对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进行分析，明确指出“虽然在国际上引起不少震动”，但影响“毕竟是暂时的、局部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在这一判断基础上，他强调指出：“我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需要改变。”但今后，“我国外交工作必须要有两手”，“既要讲经济，又要讲政治；既要讲友好，又要讲斗争；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策略。这是外交工作中的‘两点论’”。针对国际上对我国开放政策的普遍担心，江泽民明确表示：“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他清醒地看到在“制裁”下我国对外开放工作遇到的新困难，要求“必须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既要保证对外开放不致中断，又要坚决反对外来干涉”，“要学会在这个原则范围里做文章，善于利用矛盾，区别对待”。
在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进行以西化、分化为目的的各种渗透、破坏活动的错综复杂环境下，江泽民特别强调要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做好外交工作。《搞外交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一文，是江泽民1990年9月29日、1991年7月24日、1991年7月31日三次讲话的节录。1990年9月23日至29日，江泽民到内蒙古自治区考察。他在29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机关、盟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到国际形势时指出：“整个世界形势既有继续缓和的一面，也有紧张的一面。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一下子打不起来，但是地区性、局部性的矛盾和冲突仍会不断发生。”在对外交往中，“我们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关于坚持原则性，1991年7月24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要“敢于斗争，一点也不能含糊，立场要坚定，绝不能屈服”，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人民利益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态度鲜明，绝不能退让”。关于策略的灵活性，1991年7月31日，他在第三期党建理论研究班上指出，坚持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实行这一方针“决不是表明我们软弱、退让，更不是放弃原则，而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同时又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江泽民关于外交工作“两点论”“两手抓”战略策略的指导下，中国一方面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取消“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国经受住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种种风浪的考验，中国外交更加坚定地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
二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区别于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旧秩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党中央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新判断，强调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江泽民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进程中，江泽民深刻认识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江泽民特别注意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一文，是江泽民1993年9月7日会见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时谈话的要点。江泽民强调：“我们两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一个基本准则，尤其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谈话中，他进一步阐发了国与国相处要遵循的方针，即“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针对有些国家硬是要把西方的一套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来的想法，江泽民坚定表明：“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要悬崖勒马，不要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那一套，否则中国人民是不答应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区别于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旧秩序》一文，是江泽民1993年9月21日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谈话的节录。江泽民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深入分析了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提出应区别于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他指出，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都有权参与国际事务，并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国与国关系的核心是“尊重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他强调，“要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为基础，要有助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针对西方经常用民主、自由和人权干涉别国事务的问题，江泽民表示，“民主、自由、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没有绝对的标准”，“怎么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只能由该国人民自己来作出决定”。
根据江泽民上述思想，中国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
三
“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江泽民明确提出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在中美关系方面，尽管美国带头“制裁”中国，在苏东剧变之际又对我国施压，企图以压促变，但是中国着眼于大局，仍积极同美国进行沟通，促进两国高层之间接触。《中美关系应确立的几个主要原则》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94年11月14日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际在雅加达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时的谈话。此前，江泽民在1992年11月30日会见美国众议员访华团时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993年11月19日，他在美国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阐明了中国的观点，指出：“中美关系不仅是双边关系，还应该放在世界范围内，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来考虑。”中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有共同利益的，“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诉诸经济‘制裁’，将会损及美国本身的利益”。“中美之间存在分歧，这是客观现实”，“经过开诚布公的对话，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有些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求同存异”。西雅图这次会晤，为两国关系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1994年11月14日，在雅加达会晤中，江泽民提出中美关系应确立五个主要原则：第一，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第三，充分利用两国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环保、缉毒、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协作。第五，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江泽民还就台湾问题、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问题、人权问题阐明了中国的主张。
《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建立一种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一文，是江泽民1995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时谈话的要点。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中美关系很难一帆风顺。1995年5月，美国政府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私人访问”，搞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使中美关系再次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展开一系列斗争，打击“台独”的嚣张气焰。在这次会晤中，江泽民指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仍然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方针”，“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使中美关系的航程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只要三个公报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发展”；为了发展和扩大共同利益，“需要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一种平等的、协商的、合作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江泽民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要“十分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再出现大的波折”。面对中方的坚定立场，美方不得不重申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重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
中国一贯重视和欧洲关系的发展。1995年7月，江泽民对芬兰、匈牙利和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江泽民阐明了我国发展同北欧、中东欧和西欧国家关系的政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95年7月10日访问匈牙利期间在匈牙利总统根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第一，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一视同仁地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第三，中国同中东欧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同中东欧各国发展关系绝不针对第三国，完全基于实现共同繁荣，促进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目标；第四，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扩大经贸合作，促进彼此经济的发展，以造福于各自国家的人民；第五，真诚希望中东欧地区稳定，各国人民友好和睦相处，支持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尊重和支持本地区国家加强区域性合作的愿望。
《推心置腹，增进友谊，求同存异》一文，是江泽民在1999年10月25日和2000年10月21日同法国总统希拉克三次谈话的节录。希拉克于1995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后，高度重视中法关系的发展，中法之间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交流与合作。1999年10月，江泽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25日，在同希拉克会谈时，双方坦诚地就世界多极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法开展高新技术合作以及世界非核化进程等问题交换意见、发表看法、阐明观点。江泽民表示，在人类即将跨进21世纪的历史时刻，中方愿同法方一道，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全面伙伴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并为人类的进步与繁荣作出有益的贡献。江泽民将这次谈话形象地概括为“推心置腹”“增进友谊”“求同存异”。在这次访问中，江泽民专门到希拉克家乡科雷兹省萨兰镇做客。2000年10月，希拉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到访了江泽民的家乡江苏扬州。在扬州同希拉克进行小范围会谈时，江泽民展望了中法关系，指出：“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战略利益。两国完全有理由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在各领域的互利友好关系。中法合作领域宽广，潜力巨大，前景看好。”在随后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江泽民和希拉克就一些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对世纪之交的国际局势，江泽民提出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极和多极之争将是一段时期内国际形势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信息革命推动下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引发国际热点事件的重要因素。江泽民与希拉克互访家乡，推进了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谱写了中法交流史中的一段佳话，也为中法友好书写了新的篇章。
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的进程中，我国继续巩固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亚洲和拉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已成为中国在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为推动中巴关系迈向一个更高台阶，1993年11月，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后，就选择了巴西作为国事访问的首站。《超越距离和差异，发挥中国巴西两国合作优势》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93年11月23日在巴西外交部出席巴西总统佛朗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江泽民指出，中巴两国虽然分处东西两个半球，远隔重洋，社会制度不同，语言文化各异，但两国辽阔的疆土、丰富的资源和众多的人口，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相近又各具特色的经济实力、技术发展水平，使得两国具有进行合作的优越条件。在回顾中巴建交近20年的合作历史后，江泽民指出，“中巴关系已进入一个稳步发展的新阶段”。他提出，要进一步密切两国政治关系，不断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加强民间往来，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等主张，抓住新的合作机遇“把中巴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访问期间，江泽民与佛朗哥就发展中巴长期友好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交换了意见。巴西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从世界大形势和我国外交总体战略的高度认识对非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96年3月27日在部分驻非洲国家使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江泽民高度评价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要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充分发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讲话中，江泽民着重阐述了对非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非洲国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洲的工作是我国外交全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世界大形势和我国外交总体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对非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全面总结了对非工作积累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经验，包括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信守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同非洲国家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维护独立、主权和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坚持通过和平协商，使非洲一些国家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坚持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发展经济。江泽民的讲话，为他两个月后访问非洲六国并提出发展中非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的五点原则主张奠定了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广泛，已成为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向21世纪，为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合作，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2001年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又积极投入到世博会的申办中。2001年5月，中国政府向国际展览局正式递交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请函。申博活动得到党和国家的全力支持。《致国际展览局领导人的申办信》一文，是江泽民2001年12月28日写给国际展览局主席、秘书长以及各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的信。江泽民在信中高度评价了世博会的意义，表达了中国对举办世博会的期许，以及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信心与支持。他说：“拥有近十三亿人口和悠久文明，并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非常热切地盼望着能够举办一届世界博览会。”如果中国被选为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将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忱欢迎和接待”。他表示，“上海市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将会作出最大的努力，一定能够出色地、高水平地举办好二〇一〇年世博会”。2002年12月，经国际展览局大会投票表决，中国上海成功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2010年5月1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第41届上海世界博览会正式开园。当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活动。
四
“努力把外事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忠于祖国、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精通业务的生力军”
外事队伍，包括外交人员和从事涉外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员，其素质的高低同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国家形象的展现密切相关。随着外交战线的扩大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和地方部门的对外交往逐渐增多，对外事队伍和外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于外事队伍建设的要求》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91年7月24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努力把外事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忠于祖国、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精通业务的生力军”。他把对外事工作人员的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强调“政治素质差，免疫力低，就经不住细菌的侵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迷失方向”，要求把“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作为进一步加强外事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面对对外工作中遇到的诸多考验，江泽民提醒外事干部“第一要能够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第二要能够经受住反和平演变的考验”。在讲话中，他着重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外事无小事”，“对外工作要有高度集中统一的观念”，外事工作人员要坚持党的领导，“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的外事方针政策”，“不允许在对外工作中搞政出多门，各行其是”。
《在外事工作中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一文，节选自江泽民1995年8月3日在部分驻外使节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认为，在外事工作中要辩证地处理好：关于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关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与有理、有利、有节的关系；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关于纸老虎与真老虎的关系。关于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江泽民特别强调，“韬光养晦的方针，绝不当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这里说的有所作为，是指必须做而又可能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而不是无所不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现实可能去办事情”。关于在对外工作和国际斗争中坚持原则性要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江泽民指出：“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要坚决维护，该斗的一定要斗。”同时，“要注意防止感情用事”，“要讲究斗争艺术，讲究斗争策略，注意分寸，掌握火候”，“要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地妥善处理问题”。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做好外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外事工作者按照江泽民对外事队伍的要求，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发扬优秀外交传统和作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江泽民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论述，精辟深邃，与时俱进，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好新时代对外工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执笔：朱丹）
来源：即将出版的《党的文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