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的天安门广场像一台被按了快进键的时光机：歼-20的尾喷口在天空画出航迹，引擎的爆鸣震得我耳膜发颤；八万羽和平鸽掠过头顶，翅膀拍打的声音像有人在耳边翻一本1932年的旧书。镜头扫过人群，一位穿旧式军装的老兵抬手敬礼，他皲裂的虎口与巨幅五星红旗同框——那一秒，我眼眶突然发热：原来“盛世”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它把百年时空折叠到同一幅画面里。

当我把视线从屏幕移开，却想起湘鄂边莽莽群山里，也有一条被血与火淬炼出来的航迹，它属于刘植吾。他的一生，是信仰铸就的一生，是热血浇灌的一生，是在湘鄂边的崇山峻岭间，用生命书写忠诚的一生。

刘植吾，又名刘勋树，出生于石门县易家渡镇和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好学，1920年考入湖南省立二师后逐渐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1922年参加共青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湘西北较早的革命先行者。

1927年“马日事变”后，刘植吾受省委指派以特派员身份回石门工作。他穿梭于乡村山区，成功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还发动农民成立农会、组建自卫武装，让石门农运之火重新点燃。1929至1931年间，刘植吾先后任中共鹤峰县委委员、石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军第五路指挥部党代表等职，扛起了苏区建设重任。苏区建设中，他牵头推进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推动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让百姓首次拥有话语权，真正做到将人民高举过头顶。

刘植吾非常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1929年春他加入贺龙部队后，被派去改造“邬阳关神兵”。“神兵”是湘西一支骁勇的农民自卫武装，成员来自社会底层，首领陈宗瑜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刘植吾接触“神兵”队伍后，对其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揭露地主豪绅剥削压贫苦农民罪行，使他们懂得只有靠拢红军才能让劳苦群众翻身，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他还与“神兵”并肩作战，用严格的纪律整训“神兵”，帮助其迅速发展壮大，得到了首领陈宗瑜父子的信任，最终成功将“神兵”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特科大队”，为湘鄂边苏区扩张奠定了军事根基。

1932年7月，红军主力东移，刘植吾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留守石鹤边界，在深山密林中与“围剿”的敌军周旋。山里的夏天闷得透不过气，而叛徒田忠南却在重金利诱下出卖了他，最终将其引入敌手。审讯室里，田忠南受敌指使许以“高官厚禄”劝降，刘植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叛徒的屈膝变节，他痛骂其厚颜无耻、苟且偷生。行刑那天，鹤峰县城的街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刘植吾拖着受刑后蹒跚的脚步，一步步走上桑鹤街的刑台，虽衣衫染血，脊背却始终没弯。枪响的瞬间，山风掠过山城，仿佛将共产党人的气节，永远刻进了湘鄂边界的土地里。

如今，石门烈士陵园的柏树已高过围墙。在陵园正中央的墓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承载着超越文字本身的重量。这简短的话语，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集体致敬，也是穿越时空仍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

一只山雀落在碑缘，静悄悄地待了一会，又扑棱棱飞走，翅膀拍动的声音短促而清脆，仿佛替他回应后人的凝视：不必反复想起，只要山河记得，就已足够。刘植吾就长眠在这里，与群山并肩。不需要更多注解，不需要更多装饰。湘鄂边的万重翠色，便是他最辽阔的墓志铭。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刘植吾用他36年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近百年前的峥嵘岁月，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今日神州之盛世，正是千千万万个刘植吾前仆后继、用生命铺就的壮丽征程。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缅怀刘植吾，不仅是追思其事迹，更是要传承其精神——那种对信仰的执着、对人民的深情、对家国责任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让我们在革命先辈用生命铺就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理想之火不熄，信念之光不灭，英雄的英名，必将永垂青史！

（作者赵益琪、陈心雨、夏如颖、罗思怡，系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专业学生）